当寂寞、贫困、散漫这些词语都被加注在一个孩子身上，他清澈眼眸中映出的，也许只有大山投下的阴影。而湖南省益阳市的大学生村官们正在尽己所能，用希望和梦想的阳光照亮孩子们心中的世界。

　　“蓝精灵之约”浇灌干涸心灵

　　“我这个专业到底能为村里做什么？”这是丁凯担任村官以来面临的最大困惑。

　　2008年，毕业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校的丁凯成了益阳市赫山区宝林冲村大学生村官，渴望“能为自己村子作点儿贡献”的她，却在农村这片绿色的新天地遭遇了“毫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好多大学生村官任职后可以为村民做农业技术指导，可我学的是心理咨询专业，而且我对农业技术一窍不通，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就在丁凯苦恼、无奈的时候，村里学校一位老师的话让她找到了方向：“我们学校80%的孩子都是农民工子女，父母常年不在身边，从小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有些孩子性格很孤僻，你可以和他们多接触交流，给他们做些心理辅导。”

　　六年级的刘乐(化名)是丁凯的第一个“辅导对象”。这个“个子不高”、“腼腆内向”的孩子是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家里条件不好，学习成绩也不好。为了让这个“自卑，甚至有点自闭”的孩子走出自己的世界，丁凯动起了脑筋。

　　每周，丁凯都会去参加刘乐的体育课，有意识地和他互动。在分组活动时，尽量把他和比较活跃的同学分在一个组。私下里，丁凯还嘱咐刘乐的老师“不要有意地专门叫他回答问题，而要鼓励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主动参与活动”。在丁凯看来，刘乐更需要“被鼓励”。

　　大半个学期下来，丁凯隐约感觉到了刘乐的变化——“更合群了，课下会和同学玩，课上会自己举手回答问题”。

　　然而，在为刘乐的改变感到欣慰的同时，丁凯也知道，村里的“刘乐”不止一个。“许多留守儿童由于环境制约，普遍存在着孤僻、自卑、不合群等负面心理，长此以往，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势必会造成影响。”丁凯说，“我学的是心理咨询专业，就想到组织一些趣味性和引导性于一体的心理关爱活动，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益阳市委组织部、益阳市红十字会的支持下，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蓝精灵之约”活动就此诞生，并且得到其他村官的响应。

　　根据大学期间所学的心理专业知识，丁凯和同伴们对心理游戏过程进行了科学设置，活动包括“画手”、“无敌风火轮”、“解手链”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能力锻炼点”。“用手指模拟自己兴趣爱好的‘画手’游戏，可以让他们更了解自己周围的同学，彼此间产生亲近感；用旧报纸粘接成圆环状的‘风火轮’，让小朋友手拉着手钻入风火轮前行可以让他们感受团结的力量，学会分工协作；抹除小男生小女生隔阂的‘解手链’，则可以让他们走出性别误区。”这是村官志愿者们“预期的目标”，也是他们参加完活动后“共同的感受”。

　　“那天，整个操场都是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欢笑声，带给我的满足和感动真的没法描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大学生村官刘亮还有些意犹未尽。负责拍照的大学生村官冷翠云“直到现在看到活动时的照片还老想笑”。

　　“‘蓝精灵’是天真无邪、善良友爱的象征，希望‘蓝精灵之约’能成为大学生村官和留守儿童达成的一个长期约定。”刘亮说，“我们希望把这个活动变成两三周或一个月一次的固定课程，帮助每一个经历成长的留守孩子。”

　　现在，丁凯正在和益阳市心理志愿者服务队沟通，想开通专门为留守儿童服务的心理热线，“我想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做成书签赠送给孩子们，希望他们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或遇到什么困惑，都能想到我们。”

　　“圆梦大山”解生活之困

　　孩子们荒芜的内心在笑声中日益丰盛，而贫穷的现实是大学生村官力所不及的难题。为了帮助家庭困难的孩子，“圆梦大山”行动在益阳市安化县悄悄地星火燎原。

　　2008年，周波从长沙学院计算机专业毕业，来到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共和村，成为湖南省第一批大学生村官中的一员。

　　一次，在安化县扶贫开发局上课时，开发局一位工作人员和周波说起，想要和贫困学生一帮一，让周波帮忙留意。恰好今年年初，周波得知天津有一群好心人想资助贫困学生读书。

　　于是，周波在心里描绘出了“圆梦大山”活动的雏形。他和大金溪村大学生村官肖佳麒一起去敲村干部的门，请他们提供村里的贫困家庭资料。“刚开始他们对我们不是很相信，但还是半信半疑地把名单给了我们。”周佳麒说，“然后我们就请村干部带我们到这些贫困家庭实地调查。”

　　这天，村长带着周佳麒来到刘思家。看到一栋高大的红砖房，周佳麒就在心里画了个否定号。“因为‘红砖房’是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的。”周佳麒说，“有红砖房说明经济条件不算太差。”可是走进刘思的家，周佳麒被墙上贴的满满的奖状震惊了。了解后才知道，刘思是残疾父亲领养的孩子，家里还有年逾七旬的老奶奶，房子是叔叔家的。“当时我自己都想资助她了。”周佳麒说。

　　花了半个多月，周波和周佳麒挑选出11个贫困孩子的资料，最后有8个孩子被天津的好心人一一“认领”。他们到信用社帮孩子们办了存折，每年，8个孩子都会收到1000元助学金，直到他们大学毕业。

　　这8个孩子无疑是幸运的，然而安化还有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亟待帮助的贫困孩子。周波决定，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

　　湖南文理学院毕业的吴卫听说了这件事，立刻想到了自己村上需要帮助的孩子，于是主动加入了“圆梦大山”行动，并且很快就为村里的小姑娘贺婷找到了资助对象。贺婷的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3年前患上了严重的银屑病，家里欠下了7万多元的债。母亲不堪重负离家，父亲在外打零工，贺婷由伯母照顾。“这次‘圆梦大山’活动里有位北京的军人想资助退伍军人的孩子，我就推荐了贺婷。”

　　“我很期待国家多鼓励和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让小孩子的父母能够在很近的地方工作，因为父母的教育作用是别人无法代替的。我们也会多关注他们，不仅仅在物质上，和他们多一点交流也是对他们成长的帮助。”吴卫说。

　　周波把这些走访、收集来的贫困学生资料都整理发布在微博上。到目前为止，46个孩子登上了周波的“圆梦大山”计划，而安化县的大学生村官还在继续寻找。周波希望，“圆梦大山”能够走出安化县，在更多地方推广。

　　“等我走了，孩子们怎么办？”

　　刘君是村里的“孩子王”。2009年9月，毕业于湖南理工大学中文系的刘君来到益阳市赫山区衡龙桥镇樟树嘴村任村官。村里的孩子们都喜欢这个新来的大姐姐，每次看到刘君，都会缠着她陪他们玩一会儿。

　　“村上的孩子基本都是留守儿童，平时放学了不是在外面玩儿泥巴，就是回家去看电视。”于是，刘君萌生了开办课后补习班的念头。“镇上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有英语课了，可是村里的孩子六年级都还没有学英语，我就决定给他们上英语课。”起初，孩子们来得倒是很齐，可却只知道玩儿。刘君不得不收起自己的好脾气，对他们严厉起来。“他们其实很聪明，今天教他们一句问候语，明天就会用来跟我打招呼。”因为村边就是大山，担心孩子们的安全，每次下课以后，刘君都会骑着摩托车把家远的孩子送回去，或者打电话喊他们的家长来接。

　　刘君自称是个“很懒的人”。之前也曾经“放过孩子们的鸽子”。“当时他们都好不高兴，直朝我发脾气，我就承诺他们，以后只要学校上课，我就会来。”2010年一个大雪天，刘君特别想窝在家里。可是想到对孩子们的承诺，她还是硬着头皮出了门。

　　可是，刘君的3年村官生涯就要结束了。为了自己将来的出路，她向村里请了假，在家复习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孩子们都托老师打电话来问我怎么不去，我也在想等我走了，孩子们该怎么办。”

　　虽然有时其他村的村官会来帮忙代课，新一届村官也已经来到镇上，刘君还是有些担心。“并不是所有大学生村官都会关注留守儿童的问题，除去村里交给他们的工作，他们剩下的时间可能会去考虑自己的问题。”刘君觉得，“身份尴尬”、“竞争压力大”、“期满后出路不明确”等都是让大学生村官头疼的问题。“如果这些矛盾能够得到解决，相信大家都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孩子们身上。” 本报记者 黄丹羽 实习生 徐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