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主与捡到失物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博弈关系。“规则”的加入，有助于博弈向着“归还捡到失物”这个对各方有利的结果达成均衡。

　　大约一个月前，曾有一篇新闻，西安捡破烂的杨师傅，在归还失主钱包时向对方索要10元早饭钱，而引发争执，被失主斥为“人类的渣滓”。

　　这一事件，如果放在日后的广州，结果也许会不同。目前，《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正在向社会征求意见。规定提出，失主可按遗失物价值的10%自愿奖励拾金不昧者，对无主物品，则由政府部门拍卖后给予相同比例奖励。

　　不难看出，规定首先肯定了拾金不昧者索要一定报酬的正当性。其次，在失主与捡到失物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博弈关系。“规则”的加入，有助于博弈向着“归还捡到失物”这个对各方有利的结果达成均衡。

　　对捡到失物者来说，如果本来不想归还失物，那么，规定可能弱化他们这一决定。如果本来就愿意无偿归还失主，那么，规定不会影响他们的决定。他们可以选择拒绝失主的奖励，也可以接受奖励并转而将其赠给需要的人；对愿意有偿归还失主者，规定的存在也会强化他们归还失物的决心。

　　对失主来说，物品的失而复得自然是有益的，部分人宁愿付出奖励，那么，规定对他们不会产生影响；而对不愿奖励的失主，规定自然是负面的，但是，由于“自愿”原则，他们依然保留着“不给予奖励”的自由。

　　例如，在开头的例子中，规定的存在，会坚定杨师傅归还失物的决心——因为他索要适当报酬的行为得到保护；而失主起码不会那么反应激烈了：他们依旧可以拒绝给予奖励，但是，他们应该知道，他们享有了失物复得的好处，而对方也有索要奖励的权利。明白这一点，社会就会和谐得多。

　　但是，明明是好事，为什么会有不少反对声呢？细究起来，反对者一方面担忧肯定“索要奖励”的做法，会丧失拾金不昧这一优良传统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则是担心会被不法分子利用而成为新的获利工具。

　　我们要尊重那些基于道德理想主义的人们，他们大多是这个时代道德的守护者。但是，一方面，对失主而言，感恩也是一种道德；另一方面，规定毕竟不是道德戒律，它着眼于现实可行性。而对平凡人的虽卑微而不乏合理的愿望抱同情和体恤之心(哪怕可能为不法分子提供了某些空子)，本身体现了社会的民主与进步。

　　当然，这些争议也提醒我们，在规定中还需要对10%奖励的上限、对一些特殊情况还可以考虑得更细；同时，它与做好事不求回报的道德弘扬，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至也可以成为规定的内容。目前规定正在征求意见之中，一切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