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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要在道德上起楷模作用
核心提示
“道德最可贵的便是它的实践精神，一个人有没有道德不是看他说得怎么样，而是做得如何，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近日，省委党校哲学部、广东行政学院哲学系原主任吴灿新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新时期“广东精神”的内涵和实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吴灿新认为，践行新时期“广东精神”，官员、知识分子、企业家群体尤其需要作出榜样。
吴灿新：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广东行政学院哲学系原主任，全国道德建设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伦理学会理事，中国社科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理事，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伦理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社会学副会长，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
多年来，主要致力于哲学伦理学、精神文明学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主持了一系列国家和省的重大社科规划项目，如《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当代中国伦理精神》、《社会变迁与观念变革》、《辩证道德论》等，并先后出版《市场道德论》、《精神文明学概论》和《政治伦理学新论》等独著和合著30多本，发表论文和文章180余篇，并有40多种项目获得学校、全省和全国优秀科研成果奖。
道德最可贵之处在于实践
【“厚于德”着眼于内在、强调“内德”；“诚于信”更着眼于外化、强调“外德”；“敏于行”强调实践，一个人有没有道德不是看他说得怎么样，而是做得如何。】
南方日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新时期广东精神“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实质？
吴灿新：“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从本质上看是一种道德精神和伦理精神。“厚于德”着眼于内在、强调“内德”；“诚于信”更着眼于外化、强调“外德”，是人际和商业交往之中的道德表现；“敏于行”中的“行”是道德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精神，它强调实践、强调“做”、强调“行”，一个人有没有道德不是看他说得怎么样，而是做得如何。在我看来，广东精神的实质就是培植新时期广东人的伦理精神，“厚于德”是灵魂，“诚于信”是根本，“敏于行”是关键。
南方日报：您认为，广东人强调“行”、重实践少浮夸的“集体性格”的形成原因是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对于“诚于信”的培养有哪些进步，还有哪些需要注意和改进的地方？
吴灿新：可以说，重实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特质，但由于岭南地区过去特别艰苦，人想生存就必须实实在在地“干”，精英文化在岭南不发达，这便造成了两重性的后果：一方面，当时在学术上相对比较落后，另一方面实干精神却得以保留、延伸了下来，并且贯穿了整个广东的历史发展过程。后来，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海外归来或本土培养，广东文化生态得以很大改善和提高，但实干精神依然有个很深刻悠久的源流。
至于诚信，它在商品经济的流通过程中特别重要，因为它讲究契约精神。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高度规范性经济，因此它既是道德经济，同时又是法制经济。道德是用心做的防线，靠的是自律；法律是钢铁做的笼子，靠的是他律；这两者应该相辅相成。
广东人文化道德将更自觉
【马克思有个很经典的说法，一个社会的风气主要由精英群体来决定。如果精英没有在道德上起楷模作用，如何让平凡老百姓讲道德、行义举？】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广东精神的实践对于提升广东形象有何作用？
吴灿新：的确，广东精神的提炼会提升广东人的形象和“泛珠三角”地区的形象。现在广东讲究“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广东人文化更加自觉了、道德更加自觉了。
只有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大多数人已经不愁吃穿，但有些人荷包胀了，脑袋空了，钱多了却不幸福，为什么？只有在获得物质上满足的同时精神上也得以享受，才能真正提升人的幸福感。
南方日报：践行广东精神需要政府、社会、个体三个层面上共同努力，在您看来，其中有哪些群体尤其需要作出努力？
吴灿新：官员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和企业家群体尤其需要作出表率。目前在政府、媒体、网络和网民的共同努力之下，网络问政、网络防腐、“阳光施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发展下去是很有好处的。
对于社会风气问题，马克思有个很经典的说法，一个社会的风气主要由精英群体来决定。如果精英没有在道德上起楷模作用，又如何让平凡老百姓讲道德、行义举？当然，转型时期的中国问题比较复杂，需要不断地去探索践行，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里面还牵涉到社会团体的作用。比如说医疗问题，外国医疗行业协会有直接吊销执照的权利，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去找政府解决，这很累。
法制建设需和道德建设结合
【法制设计和建设需要和道德建设相结合，新加坡把严格执法和道德劝导相结合，就可资借鉴。】
南方日报：您觉得我们在解读、宣传新广东精神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吴灿新：新时期广东精神是在多年的逐渐探索和摸索中提炼和概括的，它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也是对时代要求的概括，更是对未来价值取向的提炼，起着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以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太丰富了，不好记也不好宣传，现在我们在以往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提炼出一个核心价值出来，既便于传承又便于宣传。
过去我们习惯“非好即坏”的思维方式，曾经把“集体主义”推向了极端，变成了“整体主义”。其实，集体主义从诞生开始就主张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后来还提出了“三兼顾”原则。现在，集体主义依然是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只是我们把极端的东西剔除掉了，好的保留下来了。
南方日报：您刚刚提到，我们现在要做的便是建立一个普遍的文化认同和价值标准。在当下这种多元的价值体系中如何建立主流价值观？
吴灿新：现在我们要在多元的价值体系中建立一个普遍的价值标准，比如新时期广东精神“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只要认同了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用丰富的内容去解释，在这方面媒体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像不少媒体记者“走、转、改”下基层采写的报道就是相当感人的。此外，法制设计和建设需要和道德建设相结合，新加坡把严格执法和道德劝导相结合，就可资借鉴。（记者周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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