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几千年的礼仪之邦，现在正为该不该扶起那些跌倒的老人而感到困惑，而全民讨论中的分歧更是体现了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这引起了极大忧虑。

　　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是第一个公开的例子，一个好心搀扶摔倒老人的青年被反诬是肇事者，而法院也判决彭宇承担责任。这种“彭宇困境”与法院不公的判决引起全民忧虑和不满，因为它对抗的是一种善行。最新的例子是南通一名司机扶起受伤老人被诬肇事者，幸好有视频证明其清白；而湖北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跌倒后因无人敢于救助最终窒息死亡。

　　事实上，这种反诬是一种非常偶然的现象，并非一种可以重复的诈骗方式，比如碰瓷。但其就如反咬一口农夫的蛇一样，令人愤懑。一些观点不断警告人们救助别人的风险，这种观点导致人们遇到此类需要救助的对象变得小心谨慎，从而构成一种社会自我瓦解的过程，衍生一些人对社会更多的不信任。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社会重建，社会重建才是话题设置的最终目的，但一些评论者却无法把握，从而在讨论中继续建构现有的秩序。

　　这些案例其实只涉及到两个方面，即信任与投机。中国在过去几千年里，一直都是一个家族社会，即个人只需要向家庭承担责任与义务，而家庭之外是只有皇帝负责的“天下”。这种传统观念为中国进入现代公民社会创造了巨大的障碍，因为家庭起着核心作用的社会往往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就如马克思所说，整个社会就如一麻袋土豆，而那些自发性社团组织占核心地位的社会坚实如花岗岩。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公有制以及严密的社会身份划分，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非常高。但是这种信任是一种未能充分尊重个人权利的产物，个人工具化且没有私欲。现在，为什么社会信任问题变得如此突出？因为计划经济下的信任是基于公有基础上的，当计划经济让位于市场，这种信任基础就会消失。市场经济建立后，这种制度维持的信任逐渐减弱，社会信任半径越来越小，逐渐重新退回到家庭范围。

　　信任是一种道德资源和社会资本，在一个现代社会，它建立在以法治维持的信用以及众多公民组织之上的，这是信任存在的社会基础，恰恰是我们比较缺乏的。

　　近些年的几起“彭宇”事件共同点就是要求医疗补偿。这种现象与中国频繁发生汽车撞伤人后继续碾死人、以防担心对方不断索要医疗补偿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导致这些现象的制度基础就是中国人缺乏医疗福利保障，个人支付巨额医疗费用的结果是，在某些事故中尽可能地转移成本，就如杀人者药家鑫所认为的对方可能“难缠”。这是造成反诬救助者以及汽车重复碾压伤者的原因之一。

　　但那些被救助的老人反咬一口更多的是投机心理。根据中国人的经验，在生活中经常遇到被宰一刀的事实有索贿以及敲诈等。在中国，一些人的财富获取的途径不太光明，比如权力寻租、贩卖伪劣商品、欺诈勒索等。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与致富焦虑背景下，令一部分人遇到任何投机机会都有可能作恶。通过诬告得到补偿也是一种投机方式，只是他伤害的是恩人，但他的动机以及行为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非法所得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反诬是社会普遍投机的产物，它不是突兀而生。它无视手段的正当性，即 “笑贫不笑娼”，不管用何种方式，挣钱才是王道。非法敛取财富的欲望很强烈，这会鼓励那些老实人在某些条件下也会不惜以出卖良心去投机。

　　所以，社会信任资源的缺乏以及部分国人的投机心理，不完全是财富欲望导致人性堕落，也是部分制度的产物。缺乏应有的法治与成熟的公民组织，而且对那些腐败行为与投机分子的惩罚不够。如果恶的行为不能得到应有惩罚，就会刺激好人也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