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贫困地区发展旅游，应明确旅游扶贫路径的核心——使旅游目的地贫困人口能够从旅游中获取“净利益”，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净利益。旅游扶贫不是一种特殊的旅游产品，也并非整个旅游产业的全面发展，而是有利于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旅游。

　　裴钰，知名文化和旅游学者

　　近年来，“旅游扶贫”成为国内贫困地区优先发展的路径选择，据笔者调研发现，部分贫困地区的旅游资源较为优越，但区域农民人均收入长期低下，旅游产业对区域经济的提振作用不佳，未有效地刺激现代服务业，也未有效推动第一产业转型。以贵州黔南州的荔波县为例，其为世界自然遗产地，2008年，荔波年接待游客168万人次，旅游直接收入1998万元，但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618元，低于黔南州平均线(2826元/人)。

　　同为国家级贫困县，有的地方大建高星级豪华宾馆、大型商场、国际度假村，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土地征用，公共资源被个别企业无度占用，当地居民的收入来源剧减，区域旅游漏损严重。有的景区和周边居民的纠纷剧烈。有的地方不惜举债申请世界遗产。有的地方动辄投资数百万元拍摄旅游电影。

　　由上，贫困地区旅游发展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情形，即“投资热、民生冷”，“政府热、百姓冷”。

　　当地居民未脱贫，市场尚未培育成熟，旅游产业升级应缓行。以高星级酒店为例，我们发现，酒店规模越大，星级越高，反而降低了扶贫绩效。原因有三：1.员工聘用对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要求随之升高，而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低下，难以担当专业型技术工种；2.酒店采购能拉动当地经济，但呈现明显的半径限制，半径内的农产品交易活跃，半径之外，酒店产业链的辐射效应大为降低。3.酒店大额采购一般不在当地，其产业链的辐射效应很有限。

　　政府推动“旅游扶贫”，要点有四：一、积极扶持小饭店、小餐馆、小客栈，优惠扶持贫困居民从事小商贩、小运输，重点培育低端的旅游集市和露天市场。贫困地区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并非建造高星级宾馆和大型商场，而是要做大做实中低端接待能力。

　　二、政府应积极规制，反对就业歧视，旅游及相关产业带动就业人口达到当地就业占比50%以上。比如，政府批准酒店建设用地，应和当地村民就业挂钩。

　　三、扶贫旅游要面向青年旅游者。我国正在全力降低国际旅游的组织化程度，到2020年，游客的旅行方式主要是散客。青年旅游者的特征是年纪轻、独立、花费节省，旅游时间长(或频率高)，信奉跋涉理论。他们的旅行时间平均为2.5-18个月，综合旅游收益可观。他们的旅游需求的价格弹性小，据中国青年报社的“中国青年旅行调查”显示，最受青年旅游者关注的是景区景点25.51%，其次才是花费成本20.66%。他们出行规模小，对接待条件要求简单，不追求奢侈品，能够满足于当地人提供的简易服务和产品。因此，贫民能够参与利益分配，有效地促进当地就业，区域旅游漏损也随之降低。

　　旅游企业应特别注意协调好和贫困村落的利益关系，建议如下：1.旅游设施的道路、桥梁等，应适当延至邻近村落；2.寻找契合点，和当地村镇共同分享使用通往机场、港口等地的主干线；3.和当地村民分享旅游交通工具；4.旅游设施的输电网络、供水设施适当延至邻近村落；5.和邻近村落分享自备能源供应设备。6.旅游设施的通讯设备适当为邻近村落提供便利；7.将剩余食品捐赠给周边贫民；8.为周边居民的回收小企业提供废旧用品交易。

　　旅游扶贫不是政绩工程，也非惠商方法，其重心是增加贫民净收益。旅游消除贫困，而非拉大贫富差距，其关键是路径选择，贫困地区应缓行空泛的旅游产业规划，回归到“旅游扶贫”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