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工作应发挥宣传思想文化“软优势”
当下，群众工作的形势复杂程度是以往任何年代无法同日而语的。日益上升的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群干群关系的紧张，而“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管用”的流行说法，则反映了基层干部面对群众工作时内心挥之不去的普遍焦虑感。
为什么社会转型期群众工作难做？一般认为，在社会转型期，群众工作难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工作环境、工作对象、工作主体均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化。这一逻辑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可能失之于迂阔；同时也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思想只有比较才能前行。今天干群党群关系和以前的党群干群关系的确无法相比。有人估算过，在淮海战争时期，如果将当年运粮的手推车排成 5列，可以从北京一直排到南京。解放战争时曾流传着一首歌谣：“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含泪送战场。”可见当时干群党群关系的亲密程度，但昨天之亲密不能用作今天群众工作难做之遁词。昨天党群干群关系的鱼水之情，恰恰是重视群众工作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结果。为什么今天就达不到昨天水平？其客观原因在于社会性质已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均质化程度非常高的社会。在均质化程度高的社会中，一个深孚民心的革命型政党具有非常强的动员能力。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社会已经从一个均质化社会变成一个在利益、思想观念等方面异质化程度非常高的社会。比方说阶层结构，改革开放前仅四个阶层，而现在已经分化为十个阶层。同时，利益也已经开始发生分化，思想市场也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复杂。在均质化社会中，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可以化约为“精英―群众”的关系，“精英”一按“动员”的开关，群众立刻被动员起来。在高度分化的社会，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硬化约为“精英―群众”之间的关系则会失之偏颇。由于社会的复杂程度，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复杂性已经变得无法化约。另外，在异质化社会中，做群众工作的实质是做社会工作。可以想象，用做群众工作的“老办法”去做社会工作其效果会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转型期群众工作之“难”，难在政党治理转型，难在从一个革命型政党转型为更加注重服务社会的服务型政党。这意味着与之相应的工作模式、工作思维、工作方法都应发生相应转变。在这种形势下做群众工作，“老办法”要创新用，“新办法”要学会用，“硬办法”要谨慎用，“软办法”要善于用。
宣传思想文化为什么是“软”方法？刘云山同志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为了群众，首要的是通过行之有效的宣传动员，引导群众知晓自身利益所在，并为之而奋斗。”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质就是群众工作。作为一种群众工作方法，宣传思想文化与其他方法最典型的区别在于它的“软”。“软”有三方面含义：一是指这种工作方法柔和而不生硬，工作对象容易接受。二是它具有“柔性”。即这种方法具有弹性与伸缩性，因为柔而不容易断裂，所以它比其他方法更具有可持续性。三是它藏而不露，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它可以做通群众工作、解决了问题之后而不留痕迹。
宣传思想文化这种“软”方法区别于其他方法。一是利益工作法。即通过给工作对象看得见、摸得着物质利益、物质实惠来满足甚至安抚工作对象，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较“硬”，但它的效果通常是立竿见影。二是制度机制法。为了适应群众工作形势的变化发展，各地在制度机制方面都有所创新。比方说，利益表达机制、利益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恳谈协商制、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矛盾排查调处机制等都是群众工作的“硬”制度。这些“硬”制度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三是技术辅助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应用到群众工作之中，尤其是 GPS、全球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与群众工作结合越来越紧密，已经成为群众工作的不可或缺的“硬”技术。四是行政命令法。行政命令法是一种比较生硬的工作方法，但一些作风粗暴的干部偏爱这种工作方法，因为它没有思考的负担。
与这些“硬”方法相比，宣传思想文化这种“软”方法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像“硬”方法那样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实，即使产生效果也很难进行量化评估；更要命的是，即使“软”方法产生效力了，人们也很难在效力与效果之间建立因果关联。人们通常不会认为某个问题的解决是因为工作对象在思想上发生变化。再者，在世俗化、功利化、浮躁化大环境下，人们对理想信念、价值观、认同感这些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普遍缺乏信心。在一个普遍缺乏耐心的社会中，没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去等待一个难以确定的效果。毋庸讳言，一个基本的客观事实是：思想宣传文化工作这种“软”的工作方法，在群众工作方法谱系中是不受重视、缺乏地位，甚至很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自身对它的效力也缺乏信心，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软’的方法不管用”之说大行其道，实不足为奇。问题在于：“软”方法真的不管用吗？
“软”方法为什么具有“软优势”？宣传思想文化作为一种群众工作的“软”方法至少有三方面优势是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第一，它有助于塑造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与政策认同。党领导群众，不是以“强制”“服从”“控制”为前提，而是以“认同”为前提，就是要通过做宣传思想文化的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让群众认识到党主张代表的是群众利益。说到底，就是让群众在思想政治和道德义务上理性地“认同”党的领导，让群众自觉自愿地接受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有些政策执行效果不尽如人意，与群众的认同度低密切相关，某些政策之所以交易成本高，原因之一是政策认同度太低。一个政策只有征服人心，在人的内心中树立“合法性”，才更有希望实现“无障碍执行”。但各种各样的“硬”方法对提高理论政策认同度是无能为力的。第二，它有助于帮助干部和群众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利益观”，具有观念调节作用。马克思说过，“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在市场经济下，没有必要去回避“利益”问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一定能给人民群众以直接的利益，但它可以帮助人树立一种社会上普遍接受的“利益观”。人们去评估一个事物价值要接受“利益观”的指引。可以说，干部群众的“政绩观”“利益观”的偏差是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调节人的观念上应有所作为，因为观念和谐是利益和谐的前提条件。第三，它有助于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为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提供舆论支持。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舆论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舆论生态环境之下，一旦处置不当就极容易酿成网络群体性事件，主动营造舆论环境的反而显得更加重要。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在启动大型公共政策之前，都引入了“风险评估机制”，但主要集中在社会稳定的评估。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些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通常先是舆论焦点，对未来舆论发展的趋势作出评估预测，并制定争取舆论支持的方案，就显得极其重要。在推动任何一项大型的公共政策之前都应“三军未动，舆论先行”，但现在通常情况往往是先启动大型公共政策，发生舆情之后再进行舆情“救火”，处于十分被动的位置。事实上，应该牢牢地把握“议程设置”的主动权，提炼群众利益，设身处地地为群众利益发声，通过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为政策推行争取舆论支持。为大型公共政策营造舆论，预先对可能产生的误解进行澄清，其实是批量化做群众工作，它的效率远高于“一对一”的工作方法。（黄振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