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傅达林

　　这些个案是否真的表明见死不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如果不是，立法在舆情的鼓噪下擅自介入，可能会对那些持有道德感的多数人带来毁灭性打击。

　　连日来，小悦悦事件再度引发人们对立法惩治见死不救的强烈关注。小悦悦事件刺痛的不仅是每一个人的心，更是整个社会的良心。于是，在拯救社会道德、实现自我救赎的诉愿中，很多人期待通过法律的权威和强制力，为滑坡的道德和良知筑牢底线。其实，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有32名代表建议刑法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此后的民间探讨更没断过。

　　法律是底线的道德，当某种道德沦陷时，法律需要有所作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介入不需要条件。立法惩治见死不救，一个基本的法理前提是：见死必救必须成为公民的法定义务。如果在法律上公民没有见死必救的义务，就不能为见死不救行为设定法律制裁手段。因此，在入罚或入罪的标准上，首先需要研究法律意义上“应该履行的救助义务”的范围大小。

　　从义务的分担看，国家把见死必救的义务分配给警察等公权力机关和人员，如果他们见死不救，就要承担相应不作为的法律责任，重者可以入罪。那么，普通公民究竟该不该负担见死必救的法定义务？这是个很难的技术判断，对于那些客观上造成了危者险境的人，无疑应负起救助义务，但那些无关的旁观者，则未必需要负担，因为无论是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还是在大众的观念认知里，这种救助都属于道德层面。

　　将不道德行为上升到法律层面予以制裁，还必须考虑有无必要性，即见死不救是否已到了必须用立法遏制的地步。虽然彭宇案之后，出现诸多表征道德滑坡的案例。但我怀疑，这些个案是否真的表明见死不救已成为普遍现象？如果不是，立法在舆情的鼓噪下擅自介入，可能会对那些持有道德感的多数人带来毁灭性打击。试问：当发自内心道德诉求的见死必救，被描述成法律威慑下的逼迫之举，我们又该作何感想？

　　强调立法的理性还源于我国目前的司法水平。有人援引国外见死不救入罪的范例，但他们忽略了国外有完善的法制体系和司法技能来处理此类难题，在我国现有的司法体系中，立法上的界定难题必然影响司法处理，甚至陷入打击不足而自丧法律权威的困境。

　　当然，法律纵然不能惩治不道德，却可以激励善行。通过提示公民报警、打120急救等指引性规范及各种激励性立法，将道德构建的侧重点放在指引和激励功能上，更合乎法律治理道德危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