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认识到，让校车享有优先权，饱含着成人对孩子的特护。在教会校车司机安全行使不滥用特权的同时，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个人就在心理和行动上接纳校车特权，这才是我们对校车安全的最现实关怀。

　　一个月之内拿出一项法规，这也许可称得上立法史上最快的速度之一，似乎逾越了立法不能着急的常规，却又有其合理的内在逻辑。

　　校车安全条例，就创下了这样的速度，11日草案征求意见稿即全文公布。它的合理在于，这个立法领域，几无前瞻性的需要实践探讨的课题，许多问题都是一种几可约定俗成的共识，只需要进行具体明确并上升到法规的高度而已。因而，这种快速立法的背后，更多的乃是一种弥补历史欠账的歉意，是国家对未成年人努力提供特殊保护的殷切之情。

　　条例草案明确赋予校车以特权，即是这种“特护”意识的集中体现。比如，草案对校车赋予了三项优先权：校车运载学生时交警应指挥疏导校车优先通行，校车可以享有一些公交优先的权利，校车需在道路上停车上下学生时后车应当停车等待、禁止超越等。

　　条例对校车资金承担、安全监管、责任保障、质量标准、驾驶资格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明确的“特护”要求，不过涉及的都只是特定的对象和群体。与此相比，直接赋予的校车特权，涉及的对象和群体乃是非特定的。在国家层面获得价值认可之后，还需要在社会公众层面获得集体共识，才能变成一种社会准则和集体行动。

　　显然，校车享有特权，还有一个社会公众心理接纳的过程，更有一个在社会运行中去具体实践和细化的过程。条例只是规定了三项具体特权，但在社会运行中，校车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需要享有的具体特权或许会有更多。特别是在一些危难关头、关键时刻，人们心中有没有校车优先意识、让孩子先走意识，校车安全的效果大不一样。而在平常时候，如果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意识，在与校车打交道的过程中都尽可能地严律自己而宽待校车，校车安全的诸多隐患就可能被消于无形。

　　在从制度上赋予校车特权之后，公众需要从价值理念上达成共识。我们应当认识到，让校车享有优先权，饱含着成人对孩子的特护，饱含着家长对儿女的呵护，饱含着社会对弱小的保护。这是一种文明的体现，是我们对下一代、对未来的生命尊重与安全承诺。达成这样的共识，即意味着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更多的需要耐心，需要容忍，需要平和心境，还需要一份真心的付出。若一见校车当道，自己事急不已，便要超它、并它甚至别它，校车的运行就会仍处于危境。

　　在教会校车司机安全行使不滥用特权的同时，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个人就在心理和行动上接纳校车特权，这才是我们对校车安全的最现实关怀。

　　本报特约评论员 乔子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