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刚(中山大学教授)

　　2011年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可以用“爱恨交织”这样一个词来描述。一方面，由类似郭美美事件激发出人们对慈善事业中一些腐败与灰暗面的关注与痛恨，而另一方面，类似于邓飞免费午餐的网络行动又展现出社会各阶层正热情涌动。自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中，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慈善井喷以后，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经历了2009年的大规模分化和重组，2010年的以基金会为龙头的本土公益价值链的打造，终于在2011年，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进入一个从制度到文化的痛苦而又迅猛的转型。如果我们需要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这一年的公益发展的话，我们选择：普通人、公信力、创新和转型。

　　公信力的危机与重建

　　2011年，信任危机引发了公益界对公信力重建的反思。公信力意味着组织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对公众进行报告、解释和辩护，并接受质询。公益慈善属于公共事业，因此公益组织有责任接受公众的监督，并需要对公众透明。于是，在2011年，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组织开始建设捐款信息平台，虽然笨拙但是仍然真诚地走向社会；而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看到，很多民间公益组织在这种不信任气氛中，不断发挥民间的优势，吸引公众更多地关注民间慈善。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基于469个民间公益组织样本的调查数据发现，虽然有超过一半的组织目前仍未正式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但是，这些组织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创新优势与贴近基层的特点，在传递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合法性。80.3%的组织对其所实施的项目或活动开展过专门评估。有59.1%的组织接受过外部独立财务审计，与此前财务审计大多由资助方或捐款人推动的状况有所不同，由民间公益组织内部主动发起的财务审计比例逐渐上升。在2011年，NGOCN在财务危机中主动公开审计结果以及廖冰兄基金管理委员会在媒体上的自爆家丑都表达出这种公信力的看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信力并不仅仅是指一个组织的财务透明，或者筹款有道，其实更重要的公信力来自于民间公益是否可以真正解决社区问题，或者是否能够真正提升社区民众的福利，甚至在目前阶段，它的行动是否能够比政府和企业还要有效率，是确定公众是否能够接受公益的一个重要而严苛的公信力尺度。因此，相对于公益组织，社区公益似乎展现出另一种建设公信力的途径。2011年许多地方的社区公益进入十年，它们在社区中留下了很多令人难忘的足迹。特别值得推荐的是云南绿色流域“拉市海参与式流域管理”项目。作为一个由外部力量进入社区倡导和发起的社区可持续治理项目，“拉市海流域管理”在开展项目活动中强调本地社区居民在社区生态保护、资源开发、项目设计及社区治理中的主体性；公益组织长期的努力得到了社区居民的认可，在社区的朝夕相处中收获了无数真情和感动。

　　创新激发活力

　　2011年，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公益突然变得有趣起来。公益创新成为了2011年的亮点。网络技术的发展成全了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创新首先来自新媒体被应用于公益行动中。最大放光彩的是邓飞团队创造的免费午餐计划。其实这个免费午餐的设计，包含着很多乡村助学民间公益组织的先前尝试，但是邓飞团队的创新就是与媒体的紧密结合，使得它发展的速度惊人，可以使免费午餐计划迅速扩展到十几个省份。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筹集到2400多万的款项，并实现实时监督。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这件事直接推动国务院的政策变革。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来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而于建嵘等发起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和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行动也同样是以通过微博，低成本解决大问题。它甚至不需要公益组织，而是通过几个人的传力，就使这样的问题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议题。

　　另外一类值得关注的公益行动的创新表现在，艺术形式被带入行动，使行动变成艺术。行为艺术的优点在于它能够把事情用柔软但却清楚的方式及时表达出来。雷闯在反乙肝歧视上就多次运用了行为艺术。为了反对幼儿园对“乙肝宝宝”的入园歧视，他曾在北京某幼儿园门口，头戴灰太狼面具，胸挂“乙肝歧视”的牌子，不允许“喜羊羊”入园；他也曾在东莞人力资源局门口左手举“浮云”，右手抱“神马”，讽刺粤电集团违规进行乙肝检查。他的行为艺术引起的关注还是带来了不少改变。例如卫生部、教育部和人保部就在2010年要求各地废止入学、就业的乙肝项目检测。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广州的光头哥、拇指妹、地铁举牌哥、鲨鱼妹等。

　　2011年，公益组织创新则是出现了各种类型为了共同目标而集结起来的公益组织的联盟。相似工作领域之间的组织形成联盟出现得越来越多，例如民间救灾联盟、零废弃联盟等，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在苹果产业链污染事件中，民间环保组织一起发起组织的绿色选择联盟。这是一个推动各利益方广泛合作，建立全球供应链条环境管理的新型模式。它的效果如此明显，以至全球最炙手可热的苹果企业也接受了环保组织的挑战，开始改革自身的产业链。

　　从法律的途径寻求改变也构成了2011年公民行动创新的一个部分。2011年10月19日下午，公益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曲靖市环保局、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作为共同原告针对云南铬渣污染公益诉讼获得法院立案。这起案件被誉为环保领域里公益诉讼的“破冰”。

　　不仅行动在创新，组织在创新，社区公益也呈现出新的方式和方法。城市青年中产阶层频繁卷入各类公益活动为社区公益的创新注入了更强大的活力。2011年，深入到社区中的立人图书馆计划大放光彩，获得多项公益大奖。而作家野夫在四川罗江开展的乡村民主实验和民间戏剧实验，廖晓义在重庆巫溪县进行乌托邦式的“乐和”生态家园建设以及中山大学和中山古镇合办的第一个社区营造导向的社区学院都让我们看到，社区力量的组织化正在带来新的基层治理秩序的生成。

　　公益转型带动社会转型

　　继江苏和湖南出台相关慈善条例之后，2011年，广东、北京、上海都在进入立法的最后阶段，宁夏则已经出台了相关慈善条例。目前这些法律一个共同的精神都是从限制控制转向如何鼓励扶持公益组织。令人瞩目的是，2011年年初，壹基金成功落户深圳成为公募基金会，而广州市出台的《募捐条例》向广州公益性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第一次开放公募权。

　　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突出“宽进”，是政府制度转型的第二个标志。东莞坤叔“千分一”志愿团队助学多年，但是因为名字的问题却始终得不到注册。经过媒体报道和领导批示后，民政部门开始意识到自身应该成为积极推动者。因此，坤叔事件不久，广东省民政厅公布的新的社会组织改革方案明确允许公益慈善类社会团体名称使用字号，探索将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从省下放至地级以上市民政部门，支持社会人士成立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异地商会、城乡基层社会组织、涉外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等八类社会组织。

　　到2011年11月24日，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达到1319家，数目已经超过了主要以官办为主的1187家的公募基金会，其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公募基金会的增长。

　　人们正越来越关注这个共同的国家。这正如一位民谣歌手所唱，幸福不在四万一平米的幸福里，幸福就在公益里，值得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为我们自己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