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基金会理事长王秋杨
神山圣湖指的是西藏的冈仁波齐山和玛膀雍措,藏民给王秋杨起的名字“冈措”也是一样的意思。2003年的一次西藏旅行,她看到了住在废墟上的孩子,决定成立北京苹果基金会,关注他们的幸福。这一做就是8年,如今,这个脱离商业的“苹果”已经成为面向藏区规模最大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她的另一个身份——今典集团联席董事长。
为了废墟上读书的孩子选择阿里
记者:苹果基金会为什么会选择西藏阿里?
王秋杨:2003年我自驾去西藏阿里,目的是考察当地的教育情况,我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原生态考察员,一路上,只要远远看到一面五星红旗,我就停下车进去看看。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高寒雪域。
记者:在您帮扶阿里之前,那里的学校是什么样子?
王秋杨:当时,巴嘎乡就像被原子弹炸过一样,到处是废墟,没有树也没有草,乡民们早就已经迁走了。但在废墟上我看到一面国旗,朗朗读书声就从废墟里传出来。这所学校因为经费的原因,一直苦苦等着搬迁,所有的孩子都住在废墟中,水和电都成问题。我去了学生宿舍,孩子们大多来自牧区,正在午睡的孩子们有好几个人挤在一个破被窝里,女孩儿们头发粘在一起,她们已经很久没洗过澡了,一地的小鞋,没有一只是不破的。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给我丈夫张宝全,决定在这里投入1000万元,建立4所学校。
不满大型基金会促使自己做项目
记者:很多企业都选择与大型基金会合作,你为什么没选择相同的方式?
王秋杨:我要求比较高,对他们做的项目不满意。一方面,我希望在阿里做公益,可当时,没有几个公募型基金会在那里做;另一方面,有很多大的机构捐助希望工程建立学校,但都没有针对性,选址等最基本的事情都成问题,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做了。
开始,我有心无力,因为没有国家政策,2004年国家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做这样的事情,这也表现了国家对这种行为的认可和鼓励,也是一种机遇。
记者:成立基金会后发现特别艰难?
王秋杨:是,我就没想到有这么难。在2003年帮扶巴嘎乡完小之前,我就在阿里做公益,但个人做很不正规,特别感性,还是需要一个成熟专业的组织来执行。但在2004年,几乎没有人懂这些,我们只能看看国外组织和机构如何做。
记者:怎么选择基金会成员?
王秋杨:基金会的同事们很了不起,到现在正式编制的员工只有4个,加上志愿者也就10个人。以前苹果学校施工,需要派工程人员过去,学校的位置海拔一般都在4700米,人家一听说到那里工作,吓得都会血压升高,确实不好招。
我们一般面向社会招募基金会专职人员,但并非所有志向的人都录取,对这些人就两条要求,一要热爱公益事业,二是身体要行,具备这两点就可以到基金会工作了。不一定要求他们长期在阿里,只要他们生命中有一段时光,能从事这样一个事业,完成他们的一个理想,就足够了。
独创“军地民”合作公益方式
记者:您是如何得到当地人的信任?
王秋杨:刚到西藏时,我特别头疼,明明是我捐的钱,一些当地官员却从捐款里希望谋取个人利益,办事效率特别糟。后来我想到有项目的地方一般都会有驻军,军队可以帮我管理监督,我就与军队签协议,建立共管账户,理清了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资金关系。
后来,部队还能帮我免费运输一些药品,帮我解决了运费高的问题。其实很多东西是无法用货币去衡量。通过军队、地方政府、民间的三方协作,使得权力互相制衡,资金运转更加透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政府—慈善组织”这种传统二元结构中的正面冲突出现。
记者:当地人对公益项目有什么看法?
王秋杨:在当地,我们认为孩子没有教育就不能有更好的发展,但对于当地来说,一些母亲还是会让自己的孩子放弃学习,回家放羊。她还会问我,能保证孩子上学后就当上村长吗?我不敢保证。
我走到一些偏远地区,还能看到标语“每个村都要让娃上学”,如果孩子们不上学,村里就会把家里的羊抓走,上学后就把羊归还。这样的做法一定不行,学校建得有意思、有好处,孩子们才会去。
记者:现在转换了方式?王秋杨:我们逐步把项目转变成职业教育,比如藏医学院,我们跟卫生局合办发中专文凭,当个村医服务本乡。除了干部乡长,牧业、农业,他们现在还能多一个选择。现在,到阿里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想培训一些旅游服务人员。
希望更多企业投身公益领域
记者:基金会相比其他组织来说最幸运的是背靠今典集团这棵大树。
王秋杨:是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兴建苹果学校和苹果基金会运行的资金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今典集团。2003年集团就为西藏投入2000万,此后每一年今典集团都会为苹果基金会投入500万至700万元人民币,甚至连苹果基金会在北京的办公地点也位于今典集团的二十二院街。随着基金会的发展,现在项目资金来源也开始变得多样化:比如我们与工商银行合作了流动体检车项目,和当当网合作了图书室项目,与搜狐合建了玉树的急救中心。
我其实更希望未来今典集团只是一个发起人,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每年投入固定的资金,以前基金会只注重教育和医学两方面,现在又加入了环保和文化,未来我希望能做经书的保护。我都已经嫌帮扶的面太广了,所以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把这个基金会做得更开放一些,对整个公益环境的良性发展更有利。
公益风波或成发展机会
记者:最近公益界负面事件较多,对苹果影响大吗?
王秋杨:影响并不大,这些问题更多是针对公募基金会,我觉得,大型公募基金会显得更官僚,机构更强大,结构更复杂,“脑”和“手”的距离更长。近期的公益风波,也许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可能是个机会,本来社会公益组织之间的关系就不应该以大欺小,每个社会组织都应该有自己所擅长、自己想表达的、最想做的事情;只要倾心倾力地做好事情,在公信力方面,即使再小的社会公益组织,哪怕是草根,人们也会很愿意跟他合作,人们观察最多的还是组织的诚恳度。
我觉得,中国的社会公益组织形成也不过就是这几年的事情,他要走的路还很漫长,要想达到国外那个管理水平、规模以及在社会上的认知度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过程,有一些这样的波折,包括民众对社会组织的这种愤愤然,也一定会有助于中国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会有好处。
大型公募基金会显得更官僚,机构更强大,结构更复杂,“脑”和“手”的距离更长。
——王秋杨
■人物简介
王秋杨出生于军人家庭,当兵8年。
1993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
北京今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
2004年,由王秋杨创立并任理事长的苹果基金会,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面向藏区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
王秋杨是第一位到达“地球三极”(地球三个坐标:南极点、北极点、珠穆朗玛峰)的华人女性、首位完成“7+2”探险活动的中国女性(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南、北极极点),国家级登山运动健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侯雪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