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山西省的民间组织慰安妇问题研究会成员张双兵介绍，像万大娘这样的“慰安妇”受害者，如今都已是80岁左右，甚至不少人90岁以上，而且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地区，生活保障堪忧。尤其是性暴力受害者中的很多人无法生育，这样在农村更苦。无人赡养、没有钱看病、营养不良等是普遍存在的情况，随着大娘们越来越衰老，其处境更是每况愈下。

　　80多岁的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李良杰曾经去看望两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那个画面让他难以忘怀。

　　90多岁的那位大娘没有子女，又已经难以站立行走，从屋子里一路爬到院子里，要拖动柴火到屋里，另一位80多岁、当年被关在一起受害的“老姐妹”正好来了，才有人帮她拖柴火。

　　“这个80多岁的老姐妹当年被日本军抓去的时候才10多岁，有一天好几个日本兵要欺侮她，她生了病，已经实在快要死了，另外这个年长一点的就站出来说：‘她不行了，我替她吧，你们冲我来’……这样才救了她一命，所以她到现在还念这份恩情，时时来看望。”李良杰说。

　　石田米子她们找到的几位“慰安妇”受害证人中，王改荷、高银娥、赵润梅大娘已经在2007年12月到2008年1月的冬天相继去世。山西省查明会也曾给予她们部分援助。张先兔、尹玉林大娘现在还住在农村窑洞里。

　　2009年11月开始，石田米子她们联合数个日本市民团体，在山西武乡八路军纪念馆筹备举办“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的罪行图片展”。在她们的努力下，16位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中国受害妇女的受害和斗争事迹，终于在她们的故乡展出。石田米子永远记得，开幕那天，满面皱纹的幸存者本人还有后代站在照片前，潸然泪下。

　　“我们的最初动因是在日本法院进行的‘慰安妇’、性暴力诉讼先后都败诉了，这再一次将斗争了许久的大娘们推向更强烈的愤怒和无比的绝望之中。所以我们希望将她们的受害事实和苦难的人生、充满勇气的斗争作为历史的记忆，转告给更多的人，加深对她们斗争的敬意。”

　　在即将结束的展览中，有人留下了这样的留言：“看到展览又震惊又感动，向被害者大娘们表示敬意！”“万爱花大娘，我会永远支持你们。”

　　“60年前的罪恶，大娘们现在依然在痛苦中生存。看了觉得很心痛，大娘们请继续活下来！”

　　石田米子女士介绍，这一展览今年秋天将预计在陕西师范大学展出，“此外我们也在探讨能否在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

　　“其实比起接受来自日本的援助，万大娘还是更愿意看到中国自家人的援助，还是更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更多的中国年轻人，知道她们的故事。”石田米子说。

　　穿过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的阴影而来

　　石田米子女士带领的山西省查明会等日本民间志愿者团体，在这十几年中，每年要去盂县西部农村两次以上，倾听受害妇女的诉说，也加深和亲族的交流，“和她们分享活下去的力量” 。

　　除了来自横滨的石田米子女士，其他8位志愿者都来自放射量迅速上升的东京。

　　这使人不禁想问，连自己处境都需要担心的他们，究竟为什么还要在这时赶来中国，来看一位中国大娘？

　　“其实大家内心都很担心、也会有恐惧。在东京的所有人都遭遇了经常停电、交通停滞等种种困难，天天看放射量上升的新闻，自信也严重地被动摇，很害怕。但是万大娘是一直跟我们共同走过来的人，她现在也一直努力活着，也努力跟病痛战斗着。我们现在不能逃避，不能放弃一路共同走过来的人。”石田米子说。

　　“虽然害怕，但是我们无处可逃避。毕竟我们出生在日本这个国家，生活在这个国家，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在这支多数人都超过50岁的队伍里算是“年轻人”的佐藤女士笑着说。

　　池田女士说：“主要是要保护下一代孩子们，对他们的食物的保护和过滤会严格一些吧。我们年纪大的人接受点辐射影响，得癌症的几率可能就会升高，可能少活几年，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池田女士几年前接受过头部的手术，她被告知，三分之一的接受手术者会死亡、另三分之一手术后会瘫痪。“而我就是那剩下的幸运的三分之一，我现在还活着，还能这样工作，就觉得现在是多出来的生命，因此如果有什么事，我都能接受。”

　　当听说众多中国人由于恐慌日本核辐射而抢购食盐时，几位日本女士都笑了起来：“如果中国都会大受辐射的话，日本不就已经灭亡了吗？”

　　只有在说起此次遭灾最严重的福岛、宫城县的时候，池田女士露出了愁容。“那里的人们家都没了，食品又都不能吃了，真是太可怜了，相对来说我们已经算是很好了。而且震后那边的经济怎么办，这都会是很大的问题。”

　　自10年前开始，她们创设了“大娘医疗基金”，从众多日本市民中募捐，除了已病亡的南二仆的医疗。据张双兵、李拉弟证实，此前这些日本志愿者组织已经为万大娘帮扶过不少的医药费。

　　这次来中国，石田米子她们把整个协会最后的钱给了万大娘。“这次以后，我们的钱包也就见底了。我们回日本后还要继续努力……”

　　但她也坦承，众所周知，现在全日本说起募捐，当务之急就是东日本大震灾的募捐，因此她们能从日本社会获得的支援会变少，她们的募捐、处境的确都会更为艰难。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出于对受害妇女居高临下的同情或者是为了赎罪，而是我们认为挽回性暴力受害妇女的尊严是我们应负的责任，是我们应该共同去面对、斗争的事情。”石田米子说。

　　“年迈多病的受害妇女所剩时间不多，要让日本政府在她们有生之年解决问题，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池田惠理子女士说。

　　“虽然我们的力量薄弱，但今后我们依然会为这一目标去努力，去行动。”石田米子说。

　　3月29日是万爱花大娘出院的日子。“我妈坚持要出院，而且我们觉得她这手输液已经输不进去了。”李拉弟说。

　　隔壁病床的老太太也和她同一天出院，前一天就已换下住院服，盘起腿靠在床头，边吃东西边和家人唠个不停，说说笑笑。老太太的家属问起万大娘，小声说：“日本人当年干了多少坏事，她是中国人的活证据啊……”

　　而万爱花依然半闭着眼躺在床上，静静挂着最后一次的吊瓶，不知她是否听见了旁人的议论。这时其实万大娘已经欠费了，必须先交钱才能挂这最后一瓶，还是护士好说歹说“先借来给挂上的”。她的外孙女掰下一块蛋黄派的皮，让她含进嘴里，如果吃到奶油的部分她会吐出来，一个蛋黄派能供她四顿“饭”。

　　4月5日，万大娘再次住院，至今无法吃饭，花费依然在上升。

　　石田米子知道，日本志愿者用尽全力的最后这次捐助，其实也只够万大娘在山西的医院住上几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延续大娘的生命，让她活得更长久，即使只多活一天。”(文/本报记者 庄庆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