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想煽动悲情，我也反对‘血汗公益’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但是，‘血汗’这个词都已经说出来。如果我们再不改变现状，那么‘血汗’真的就离我们不远了！我们只有行动起来！因此，我在这里向各位公益伙伴们倡议，在11月的第1个星期1,我们一起停工1天！”

　　近日，“公益界加薪哥”(以下简称“加薪哥”)引发关注，一个男子手举“我要涨工资”、“我要给同事加薪”、“我要让更多人加入公益”、“我要让公益人得到更多关注”字条的照片在微博上被广泛转载，“加薪哥”号召公益行业从业者在11月的第1个星期一集体罢工一天，呼吁公众关注公益人才待遇。

　　记者发现，转发微博的多为公益圈内人士，很多人纷纷表示“加薪哥”道出了草根NGO从业者的生存状态，也有网友认为，涨工资的依据应当是说“我的公益职业工作做得有多棒，而不是我生活有多困难。”

　　刘洲鸿认为，提高公益行业待遇，并不是说做公益要拿高薪，而是说应该参照市场水平，给予公益人士合理的待遇。

　　草根NGO“工作三年，存款从没到四位数”

　　早在2010年12月，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一起，发布了《中国公益人才现状与发展报告》(以下简称“发展报告”)，对于在NGO,尤其是在草根NGO工作的人员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报告显示，由于薪酬低，近八成的人会因受生活压力所迫而最终离开。“与几个公益界朋友聊天，说到现在公益行业薪酬太低，年轻人找不到对象，有的怀孕好几个月还跟女友睡一张床。有人说公益从业者应该免交个人所得税；有的说经济适应房应优先考虑公益从业者；有的说要建立公益从业者救助基金。我说我们不要自我矮化，关键是公益行业整体薪酬应该提高，而不是想着被照顾。”

　　今年6月24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与公益界的几个朋友聚会，与大家聊起公益从业者的待遇问题，很有感触。6月25日晚9点37分，刘洲鸿在新浪发表了上文这样一条微博。“很多年轻人结婚了，可是没有条件住在一起，两个人都和各自的兄弟或者小姐妹住一屋分摊房费省钱。”刘洲鸿说。

　　微博发出后，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有800多条转发，300多条评论。“相比我发的其他微博，一般转发或评论能达到10的就算多的了。这条微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引起如此热烈的讨论，始料不及。我想这说明公益从业者的待遇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刘洲鸿说。

　　在草根NGO中，像刘洲鸿说的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查林是昆明一家环境保护类草根NGO的工作人员，参与的主要项目是滇池及其周边的环境保护，每周进行水质测量、为周边居民发放传单、组织志愿者投放鱼苗清理蓝藻。

　　“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200元，没有保险，没有奖金，房子和别人合租，一碗桂林米粉都舍不得吃，绝不在超市买青菜”，待遇是查林最大的伤痛，“我工作三年了，卡上的存款从没到过四位数，过年回家同学聚会我都不好意思和同学讲”

　　大型NGO“收入比较满意”

　　“草根NGO从业者确实待遇堪忧，但是如果把‘加薪哥’所说的状况当成整个公益从业者的现状那实在是有些以偏概全了”，一位在公益领域从业多年的业内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据记者之前了解也发现，不同性质的公益机构从业人员薪酬标准阶梯较大，与草根NGO相比，境外NGO和规模较大的基金会从业人员收入普遍可观。“在公益圈里，境外NGO和大型公募基金会待遇都还过得去，草根NGO的收入相对差一些，一般当上项目主管能好一些，‘小喽啰’的收入不用说，肯定是最低的。”沈芸是一家境外NGO的传播官员，每月7000元左右的收入她还是比较满意的。

　　一年前，沈芸结束了自己四年的记者生涯，跳槽到一家境外NGO担任传播官员，除了工资和保险，单位每月还提供了不错的住房公积金，“具体是多少我就不说了，我自己还比较满意”。

　　和沈芸相比，供职于国内一家大型公募基金会的谢星漫的工资并不算高，每月只有四千多元。博士毕业后，谢星漫直接签这家基金会，“单位给解决了北京户口，我对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还是有发展空间的”。“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基金会普遍较好，其他操作型组织如果有常规国际资助的较好。”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

　　发展报告显示，绝大部分NGO从业者的月薪收入在5000元以下，约占90%(其中无固定收入和月薪资在1000元以下的共占18.4%；1000-2000元的占17.5%；2000-3000元，占25.7%；3000至 4000元的占12.9%，4000至 5000元的占9%)；5000元以上的有10%。进一步分析发现，5000元以上的绝大部分为基金会。“不同公益组织经营状况不一，出现薪酬标准阶梯较大的现象也非常正常。不仅其他行业，国外公益行业差别也非常大。”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说。

　　发展报告显示，由于低薪，公益组织面临招人难、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但是公募基金会要远远好于草根NGO。

　　“调研发现NGO招人难是普遍问题，尤其是草根NGO。而对资源相对充裕的非公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来说这个问题好得多，受访的公募基金会甚至表示招人没有困难。”刘洲鸿说。

　　在制作发展报告时，刘洲鸿发现，52%的人认为招人很难或非常难；42%认为不太难。难易程度排序为(比例为很难和非常难之和)：工商注册(62.9%)、未注册(60.3%)、民非注册(55.1%)、社团(43.2%)、非公募(25.0%)、公募(0%)。“研究发现，草根NGO和社团当年有员工离职的比率均在60%左右，均较高，而基金会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的比例最低，只有18.8%。”

　　专家称公益领域本身就缺钱

　　“客观来讲，目前中国公益领域从业人员的薪酬待遇不仅是低于同等学历的其他行业，而且是严重低于其他行业。”邓国胜说。

　　邓国胜认为，资金问题是所有公益组织普遍面临的困境。“公益领域本身就缺钱，政府可以收税，企业可以营利，而公益组织主要依靠捐赠，捐赠既不稳定，而且有很多限制。”

　　他认为，公益组织资金来源单一，政府购买服务力度不大也是造成公益组织资金紧张的重要原因，在资金本来就紧缺的情况下，薪酬也就难以提高。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因此，严格照此执行的公益组织行政经费都比较拮据。“基金会行政开支比例不得超过年度支出额的10%，公益组织平均工资不得超过当地平均工资的两倍，否则不可享受减免税待遇”，邓国胜说，“另外，公益组织缺乏保值增值的手段。”“口口声声做公益，现在叫苦，说工资低！这叫什么？公益本身就是种牺牲！如果你无法承受那么请退居外线让有能力的人去做！如果你还没理解那就好好继续学习！”、“干公益首先要有公益人格，为薪酬去干的趁早别干。”记者发现，在网上不难看到这样的声音。

　　对于这样的声音，邓国胜认为社会对公益组织员工高薪并不认可，甚至一些公众认为公益机构的人就应当无偿奉献，所以公益机构限于公众的压力，也不敢提高薪酬。

　　由于公益行业待遇低，发展空间小，而且缺乏人才支持体系，难以吸引人才，致使公益组织人员普遍存在能力差距。“公益人才缺乏，导致社会组织创新能力、专业服务能力、执行能力都不足，而这些不足又成为公益组织获取资源的瓶颈；公益组织难以获得资源，又会使公益组织难以找到优秀人才。人才缺乏与资源匮乏，形成了公益行业发展的恶性循环。”刘洲鸿说。

　　发展报告调查发现：受访NGO机构规模普遍较小，44.8%员工在3人以下；10%无专职人员；10人以上的不足20%。此外，资金规模小：55%以上年资金规模不足50万。机构规模和运作资金的规模反映了我国NGO还非常的弱小。

　　业内人士指出不是要高薪，而是要合理

　　“让整个社会都来关注我们，大声说出我们的要求！不管你是要生存、要保障、要加薪、要升职、要恋爱、要结婚、要娱乐、要休息、要学习、要发展……！”“加薪哥”在帖子中呼吁到。

　　网友holywood在网上留言说，“我赞成公益人应当享有更高的工资。但我想说，涨工资的依据应当是说我的公益职业工作做得有多棒，而不是我生活有多困难。”“目前在我国，对于绝大多数公益行业从业者来说，公益工作既是事业，也是养家糊口的手段。”刘洲鸿说。

　　刘洲鸿认为，提高公益行业的待遇，并不是说做公益的要拿高薪，而是说应该参照市场水平，给予公益人士合理的待遇。

　　有研究表明，美国公益行业人员比市场部门约低10%，这个也为大家所接受。

　　在香港，本科毕业社工进入社工服务机构，工作的起薪甚至比当公务员的要高。我国的香港、台湾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服务人员都属于中产阶级，具有较好的收入，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刘洲鸿认为：公益人士是专业工作者，不是志愿者，大众不应该从道德的制高点，要求公益人士不吃不喝地做公益”，“公益人士本身也不要自我矮化，自己给自己贴上弱者的标签；应理直气壮地去争取自己应得的收入，而不是一边拿着入不敷出的低薪，另一边又去想方设法寻求照顾，比如要求免个税、救助基金、经适房等，这是本末倒置的”

　　■ 本报记者 王烨 张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