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是一项需要斤斤计较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慷慨向善的“态度”。做慈善，不是为了牟利，但考虑成本时应与普通公司的日常经营没什么区别。

　　被称为“中国比尔·盖茨”的慈善家、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近来因为操办了一桩“史上最苛刻捐款”项目，受到舆论关注。

　　此前，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一份合同，约定：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份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差错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另外，项目管理费(成本支出)不超过善款的3%。而目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眼下多数基金会取的就是这个上限。

　　按照媒体的报道，曹德旺对这个项目展开全程监督，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为了节省成本而不至于违约挨罚，项目工作人员连越野车(西南到处崇山峻岭，例如贵州自古就有“地无三尺平”之说)都配备不起，不得不经常自带干粮徒步翻山越岭……

　　曹德旺说，他希望自己开了一个好头。

　　曹德旺所说的开个“好头”，不能仅仅理解成大力压缩“公益捐款项目管理费”。的确，近年来我们经常因为某地有官员挪用善款、或将善款购买了豪华公车而义愤填膺。反对善款被截留贪污是应该的，但也不能因此走入极端，以为捐款就应当百分之百地用到被救助人身上，从而要求基金会及其具体经办项目的工作人员也分文不取。

　　事实上，在政策法规、操作模式、社会监督十分完善的发达国家，不少慈善项目的成本远高于中国规定的10%上限，甚至有超过30%的，也未引起社会多大的非议。因此，项目管理费的多少并非最关键，关键的是如何保证透明、高效。

　　曹德旺向10万农户发的这2亿捐款，在操作方式上，他是当一件“生意”来做的——有法律合同，有精确的成本核算和收益目标，有全过程的监督反馈……这才是曹德旺真正开的“好头”——他正在推动中国慈善观念的现代化。

　　曹德旺在苛刻地对待别人的时候，也把自己搞得很辛苦，但他用这一切说明了一个道理：慈善是一项需要斤斤计较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慷慨向善的“态度”。做慈善，出发点和目标当然不是为了牟利，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在考虑成本时应与以利润为目标的普通公司的日常经营没什么区别。当他决定向西南5省份的农户捐出2亿元时，他是个慷慨大方的慈善家；但一旦这个2亿元捐款项目进入具体执行过程，他立刻又重新变回了一个辎铢必较的“抠门”老板。

　　中国人可能承袭了太多强调伦理导向的文化传统，做任何事情总是将“目的”看得重于泰山，而将“手段”视为轻于鸿毛。然而历史实践一再说明，仅有美好愿望而缺乏正确手段，最终往往不仅成事不足，甚至总是败事有余。

　　在现代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慈善事业正确的方向只有一个：外部的市场化竞争和内部的企业化管理。(文/陈季冰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