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保护人士解救数百条犬只的新闻，最近引起广泛关注。动物保护志愿者在付出了赎金后，终于解救了这些即将被屠宰的犬只。虽然接下来的长期救助非常艰难，但这些犬只至少暂时免遭杀害，志愿者们算是获得了阶段性胜利。

　　在众多报道和讨论中，除了对动物保护立法的继续呼吁，对中国动物保护艰难处境的叹息，对动保志愿者爱心的赞叹，也有批评的声音。这本是多元社会的常态。不同观点的交流，如果理性地对待会增进彼此的理解。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批评的声音大多建立在误解和偏见的基础上。

　　例如，许多人至今仍然误以为，运狗的车辆证照齐全，属于合法运行的车辆，志愿者不该拦截。事实上，这些被运输的犬只有检疫证而无检疫标志；没有狂犬免疫及免疫标志，等同无效检疫。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犬五联”疫苗的说明书上都明确说明：只能用于非食用健康犬只注射。不管是否真实防疫，这车狗只要是用于屠宰食用，就是违规。

　　不仅如此，经过专业兽医的检查发现，这些被解救的狗，除了狗瘟和细小等传染病，内脏疾病几乎都有。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志愿者的努力，结果不仅是这些犬只会惨遭杀害，也会给目前已经非常严重的食品安全埋下定时炸弹。

　　最离谱的批评是说，救狗耗用了那么多的资金，为什么不把这些资金用于救助穷人，这不是人不如狗吗？这种批评往往会激发仇富心理。这是错误地将本无冲突的善行对立。事实上，以我对动物保护人士的了解，大多数动物保护志愿者是充满爱心的慈善人士，大多投身于救助弱势群体，对失学儿童、残障人等的救助远超社会平均水平。因为，这两种善行不仅没冲突，从根本上说，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著名哲学家陈嘉映在《救黑熊重要吗？》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各种善行排出优先的次序，要求别人只有把前面的善事都做完，才能做后边的善事。那会很荒唐。

　　这次救狗事件引发的争论，对中国在艰难中前行的动物保护事业而言是好事。毕竟，动物保护再次成为公共话题，会促使公众对动物保护有更多了解，也认识到动物保护立法的迫切性。只有这样，误解与抹黑动物保护善举的事，才会越来越少。(文/蒋劲松 清华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