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湾漏油事件的赔偿，是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技术部门鉴定评估，并加以量化确定赔偿额度的。这不存在法律、技术和程序障碍的问题，最需要和国际接轨的是执法力度。

　　渤海湾漏油事件被公布之后，对责任方如何追责引起公众关注。国家海洋局相关人士表示，根据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对事故责任方——康菲公司的处罚最高限额为20万元人民币。这次海洋污染面积超过840平方公里，如果事故责任方只面临2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违法后果和违法成本可说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不过，该人士同时还表示，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国家海洋局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相信会远远多于20万元”。但该人士承认，目前无法确定具体的索赔额度。

　　如果这样的事故发生在其他国家，责任公司会面临怎样的处罚？以一年前的英国BP公司石油泄漏事故为例，据美国能源部一位官员证实，在计算潜在罚款数额时，不仅要追究其疏忽罪，还要参考原油泄漏估计数据。而根据美国《清洁水法》，罚款尺度会依据疏忽程度的不同，定位在每桶1100美元到4300美元之间，因此，BP可能面临210亿美元的罚款。

　　在处罚责任企业的时候，美国法律细化到按桶来计算罚款额度，这是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但是，法律不健全并不是挡箭牌，即使不谈处罚，在赔偿问题上我们并不缺法律。海洋环境保护法，已经对生态资源损失索赔，做了明确规定，也授予了政府有关部门起诉的权力。海洋溢油造成的生态损失评估标准，国家海洋局数年前就出台了。农业部对渔业资源的损失，国家标准化委员会2008年也发布了渔业评估计算标准。

　　所以，从海洋到渔业，污染后的赔偿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是可以通过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技术部门鉴定评估，并加以量化确定赔偿额度的。这不存在法律、技术和程序障碍，问题恐怕还是出在观念和体制上。

　　以大连石油泄漏事件为例，至今人们不知道责任企业的赔偿情况。媒体曾披露，责任企业计划以扩大投资、增加项目等途径来“补偿”大连。如果该说法属实，显然就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执法环节出了问题。

　　所以，问责污染环境的企业，最需要和国际接轨的是执法力度，不能任由违法企业毫无愧色地把巨额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如有关法律人士所言，“如果污染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救济，环境正义就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

　　而对于“打官司”，农业部有关领导曾表示过，最大的障碍是没有钱。鉴定费，调查费，诉讼费，律师费加起来需要巨额支出，而国家的财政预算，是没有这笔钱的。这表面看起来是钱的因素，深层原因恐怕还是有关部门习惯用行政手段“解决”法律纠纷。这样的观念，亟待扭转。

　　□汪永晨(环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