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徐立凡

　　此次四姑娘山驴友失踪事件中让我们感受到的暖意和冷漠，救援者和被救援者的反差，某种程度上都提供了怎么建设社会和人际伦理的素材。

　　被许多人牵挂的四姑娘山驴友失踪事件，并未随着驴友一行安全出山而落幕。在四川登协动员上千人力，花费10万元之巨，历尽艰辛找到他们后，他们的态度却异常冷淡，不仅觉得救援队员是因为媒体报道才来的，是管闲事，甚至恶语相加，叫救援人员“滚！”事情经媒体曝光后，网上群情愤怒。

　　每一件令人匪夷所思、超出一般世态人情的新闻，都仿佛在强迫我们一次次放宽尺度，去测量社会运行所必须遵守的底线和道德，可能被逾越到何种地步。这群私闯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惊扰大熊猫的年轻人，不但不懂感恩，而且恶意理解搜救工作，确实不能不让人慨叹。

　　这些年轻人令人心寒的冷漠，或许不是其在社会活动中的常态，而另有原因。比如一时的情绪冲动、失态，比如有一些小团体的“秘密”不欲外人知道，比如对于需缴纳的500元罚款和登协代付的3600元救援费不满。但无论如何，事先就定好了违规路线，对于社会的殷切关注和艰难救援无动于衷，都已表明他们对一些基本行为规范有多么陌生和多么轻慢，这实际上是公民和社会意识不健全的表现。

　　尽管如此，尤其要强调的是，要警惕事件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最终转化为舆论的群起攻之和口诛笔伐。这些年轻人暴露的缺失，固然有矫正甚至拯救必要，但是，这不意味着没有尺度的惩罚。愤怒情绪之下，网上已有人在人肉这些登山者，有人提出让这些驴友分担搜救费用，情绪传染之中，还有人提出今后再碰到类似情况，“让他们死在山里好了”。这种情绪背后的思维，无异于以恶惩恶。惩恶劝善，固然是每个人所希望看到和实现的，但这种前景不可能通过愤怒充当审判者的途径来实现。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这些被救驴友的冷漠，不能不说和有关环境也有一定关系。环境决定人的思维和行为选择。假如，对于私闯保护区的行为有严厉的处罚规定，那么这些驴友自以为是的“英雄”之举或许就会被阻止；假如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封闭和管理更完整，也可以起到阻止作用；假如对于违规进行高危登山探险行为有一整套制度规范，确定动用公共资源搜救的触发条件，明确搜救行为的成本由谁承担，也可以更好地起到预防作用。还需要梳理的是，媒体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参与此类事件，如何界定报道权和被报道人私权的边界。

　　理想的社会环境、互信的人际关系，最终是要靠更多的理性建设才能打造的，而不是情绪。此次四姑娘山驴友失踪事件中让我们感受到的暖意和冷漠，救援者和被救援者的反差，某种程度上都提供了怎么建设社会和人际伦理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