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郝洪

　　一项涉及众多人利益的公共决策，需要建立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无论其结果是照顾了普通的大多数，还是保护了弱小的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群体。

　　对于舆论热议的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卫生部近日发出支持的声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表示，实名制利于治疗和预防，“尤其是在防控重点地区开展更广泛的实名制艾滋病检测，是非常有效的措施。”

　　此番官方“肯定”并没有解开更多人关于艾滋病检测实名制的疑问，因为，相关官员虽然肯定了艾滋病实名制检测能够控制疫情、推进艾滋病防治，但并没有提供出更有说服力的科学数据。

　　一项涉及众多人利益的公共决策，需要建立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无论其结果是照顾了普通的大多数，还是保护了弱小的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群体。相同的权利、不同的诉求，在同一时候发出声音，喧嚣之下，需要决策者认真倾听、仔细甄别，如果不做任何科学调查和意见征询，仅仅凭所谓的经验判断，一项本意惠及民生的政策，很可能走向决策者和支持者不愿意看到的另一面。

　　去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10月底，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43万余例。根据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评估结果，截至2011年底，估计我国现存或感染者和病人约78万人。这些数据背后，值得思考的是，还有多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没有进入到艾滋病防治视野？

　　在讨论是否要推行艾滋病实名制检测之前，我们可能更需要厘清的是，在当下中国，防治艾滋病的重点、难点究竟在哪里？我们需要营造怎样的环境，提供怎样的条件，能够让没有进入艾滋病防治视野的人群愿意得到社会关注？在社会普遍对艾滋病怀有恐惧、抵触的情绪之下，是主动的关怀还是强制的实名制更能让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感到温暖？

　　如果我们能多一点主动关怀，而不是以艾滋病为耻，就不会对那些艾滋病村讳莫如深，更多的信息公开可以让更多的社会力量进入那些因卖血而致病的艾滋病村落，让阳光照进那些悲伤、绝望的人群；如果我们能多一点平等关爱，面对每一位前来检测、忐忑不安的患者，多一些理解和同情，而不是鄙夷和排斥，如果我们加强艾滋病知识日常宣传，而不是在每年的12月1日敲一敲警钟，那些本来已经伤痕累累的身心就不会选择遁入黑暗。

　　相关官员在肯定艾滋病实名检测措施时强调，“如果没有实名制，连结果都很难通知本人，通知以后又没有办法采取很好的治疗措施，就会影响艾滋病防控成效。”可见，“通知本人”固然重要，关键是，通知到了，能否采取很好的治疗措施，不然，实名与否又有何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