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木兰

　　2月10日，刚刚经历了“小益益事件”的河南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掌门人张雯，与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和知名媒体人、清华大学博士后郭宇宽一起，参与了由基金会中心网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燕山大讲堂”。

　　作为事件的当事人，或基金会领域的引领者和观察者，三人各抒己见，结合具体实例展开讨论。事实证明：信息化时代，基金会如何及时地传播自己、从容地化解公众疑虑、提升自身公信力已成为不可规避的话题。

　　“要维护我的阵地”

　　“拉黑有什么用？”

　　作为受到质疑的基金会，我认为质疑和恶意的评论是不同的，基金会的官网和微博作为我们的一个阵地，我应该有权利让那些特别消极的、故意的、谩骂的、恶意的声音从我的阵地上消失。有网友一而再再而三的捣乱，我就有权利把他拉黑。

　　说实话，我根本不明白也想象不出我的救助团队会被人怀疑贩卖孩子器官，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想到那儿去。通过一条微博根本无法了解整个机构或者整件事情究竟是什么情况，而网友就会对一个非常不了解的事情发表言论。

　　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当你没有证据证明人家有罪，你应该更愿意相信对方是无罪的。而我们却倒过来的，你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无罪时，别人就认为你是有罪的。稍有争议的事件，大家就都愿意做有罪推断。这样让机构很难运作和生存。

　　另外，我认为作为一家基金会，应该是比较大度和正面的，所以我只用我们的正规平台去回应。可这样网友就会有意见，为什么别人问了那么多，你还不回答？其实有些问题是不能回答的，因为他设置的话题你一回答就掉进圈子。我喜欢公开的，面对面的，一个个问题写出来，然后解释。

　　当然，通过这些事我和整个团队都明白了一件事，质疑来了不能先把质疑者当成敌人一样躲起来，而是应该搞清楚它是从哪来的，它到底想弄清楚什么事，然后再尽最大的能力面对质疑，回答问题。面对质疑的本身也是在改善自己的工作，我们将会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

　　基金会如何应对公众质疑，首先取决于质疑的严重程度，如果是一个随便的质疑，比如说你长得难看，你这人水平不行，凭什么当理事长，这种质疑就完全没必要回应。如果有人看到你拿一箱钱往自己家里走，质疑你，你就一定要站出来解释清楚。

　　任何事情有矛盾时，旁观者都不应该先七嘴八舌，而是让当事双方面对面。对于基金会来讲，一旦有人质疑你，你就要找出质疑的源头，邀请对方坐下来对质。面对面的方式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面对面时要撒谎非常困难，尤其是当事人质证。然后，再将对质经过向公众解释，一切就都会明了。

　　对于“小益益事件”，张雯的一些处理方法我不同意。比如两个月前有人在网上瞎忽悠，开始质疑你，无论他是不是无中生有，你都应该当时把事情解决，马上沟通解释清楚，而不是把这个人拉黑。拉黑有什么用？

　　另外基金会一定要善于自证清白，不要认为清者自清就可以，而不屑解释。比如有人问小孩子尸检的钱为什么比治疗费还多，孩子为什么会绑在椅子上，你就一定要第一时间回应，这个事实是否成立，成立的话，原因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这些照片之所以能流到网络上，就说明你的管理存在问题。你认为自己问心无愧，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质疑，觉得无厘头而不想回应，也是不负责任的。

　　“能做就要能担当责任”

　　去年以来，公益行业饱受质疑，有人认为这些质疑带有摧毁性，而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基金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问题确实严重，有的只是公众情绪的爆发。

　　面对这样的质疑，当事人一定要保持正面的心态。实际上很多人感觉公益行业应该是净土，大家不能忍受这块净土出问题，所以才会出现一些苛求的情绪。但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失误，对于基金会来说，只有一条必须守住：道德底线。我相信所有的公益机构都一样，自己不把自己打倒，别人就不会打倒你，如果道德底线守不住那就活该被打倒。

　　我相信张雯做得很好，可能工作细节上有一些问题，现在受到这么多质疑，会很纠结，很煎熬。受到质疑的人首先要在情绪上让自己平静，把心态放好，再去想解决策略，否则自己会很难受。我上世纪90年代初到香港，南怀瑾给希望工程捐款，他一见面就说“永光，玩笑不要开得太大，谤随名高”。这就是规则：你在做这样的事，有影响是你幸运，一点质疑不让别人发出也不公道。作为公益人就是需要好的心态，实在没有就不要做了，能做就要能担当责任。

　　再者，就是要接受质疑，然后直面问题进行说明解释。去年基金会领域发生了很多事，一些机构遇事就躲，记者采访不接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另外就是要力图做到公开透明，基金会之所以会引发公众的强烈质疑，根源就在于基金会是否透明，信息是否及时传递给公众。在互联网上开一个网站没有多少钱。信息化是机构生存的基本条件，而现在中国大多数基金会却是脱离信息化生存的。真正的公益环境应该是法律规范、政府监管、组织善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选择、平等竞争、优胜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