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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义愤与自私的道德主义者
张涛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
近年来发生的公共事件几乎引爆了一场国民道德素质大讨论。当我们用一个指头在指向别人的时候，剩下的四个指头往往是指向自己的。提及社会道德，大家都是目光向外的，似乎都在说一个事不关己的事情。人们常常用双重标准来使用道德：对他人，用紧的尺码去度量；对自己则用宽的尺码。在道德评价上，习惯性地“外紧内松”，习焉不察，致使我们总是把挑剔的目光对着别人，将宽松的尺度留给自己。而且，人们的道德自省与道德实践之间产生的“逆差”愈来愈大。结果是：人们激起的道德义愤更多地指向他人，而不是指向自己，一致对外的道德批评，而自己好像拥有毋庸置疑的道德豁免权。社会不满渐渐淤积起来，进而变成四处漫延的道德泥石流。
为什么国人一个个变成自私的道德主义者呢？道德作为解决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软约束”，其原则应是公平的，对己与对人的标准也应是平衡的。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把自己的“不欲”作为处理与他人关系的道德基点。只有“克己”，才能“复礼”。如今，利他主义的道德上行线似乎走不通了，相反，利己主义却大行于人世间。
世风中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严重错位，是因心与物的倒置引发的。在物质匮乏的时候，人们为物质所困，为生计所累，心中满载着物欲的痛苦，怎么也敞亮不起来。等到我们不稀罕物质的时候，痛苦却一点也没少，甚至还变本加厉。因为在我们心中，欲望在加速度奔跑。物质的乌龟怎么也跑不过欲望的兔子。心为物所役，就失去润泽的心性、温暖的善意，就会缺少对生命尊严的敬重，丧失对大自然之美的敏感。当代中国就遇到这种情境。为什么那么多路人在面对生命惨剧的时候，竟然失去“物伤其类”的恻隐之心，没有丝毫的生命痛感？因为这些人心中满满地装着“物化”的自己。我们的道德草原曾经是水草丰美，如今却大面积沙化、盐碱化，只剩下星星点点的骆驼草，在艰难地坚守着。
以前，大家被困在贫穷的围城里，好像不觉得很苦，人际关系也相对单纯；如今，大家脱贫了，小康了，烦恼却像高利贷似地缠着我们，挥之不去，不招自来。很多人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究其原因，从世道的角度来看，就在于人与人之间横亘着“物质”。人与人之间关系，一旦被“物质”主宰，道德的篱笆就难以挡得住人与人的争执与冲突。人与心的关系，一旦被“物欲”控制，即会人心离异，心神不宁。1935年，许地山在北京大学作了一个《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演讲，他谈到心与物的关系，说了这样一段话：“物质生活虽然重要，但不能无节制地享用。沉湎于物化享受的民族是不会有高尚的理想的。一衣一食，只求充足和有益，爱惜物力，守护性情，深思远虑，才能体会他与宇宙的关系。那只会享乐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物质与性灵，一个多了，另一个就少了。一个民族如果沉湎于拜物教，将对物的占有作为共同体的旨趣，这种民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很难巍峨起来的。
面对物质主义沙尘暴，我们的精神防护林在哪里？面对不断恶化的道德水土流失，我们如何加固社会道德的护坡堤？
首先从你我自己开始吧。与其把一个手指指向别人，不如把手放在心口，扪心自省，把它从“物”围城中救出来。与其在大庭广众之下指摘他人的失德，不如在自己的良知法庭上审判自己。抉心自食，严厉地解剖自己，把自己内心中的沙子挑拣出来，还心灵以青山绿水，朗月清风，让道德的山水重新纯净起来。
但是，内心的修炼如果离开世道秩序的优化，也是勉为其难的。现在社会上弥漫着一股非理性的戾气。其实社会情绪中不断淤积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因外部性恶化造成的，即由社会环境的恶化诱致的。为此，需要从根底处去整治社会环境，让公平、正义成为公共之善，使之成为调节人与人、人与心关系的价值基座。否则，失去社会环境的改善，缺乏刚性秩序的优化，单靠发动“灵魂深处的革命”，依赖软约束解决道德问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道德危机的。“软硬”兼施才是祛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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