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陈家兴

　　对于群众来说，自己的利益被损害，事情就要有人管、说话就要有人听、冤屈就要有人伸、是非就要有人断。不能找不着门，找着门又爱答不理，理而又久无回声。更不能响应者之间推来推去，你踢给我，我踢给他，最后让群众找不着北。如此响应，结果就必然是失信于民。

　　在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的时代，利益博弈是一种经常性、广泛性的存在。在这种博弈中，出现利益冲突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居中协调；有利益诉求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畅通渠道；因为利益纷争出现矛盾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公正的调停处置；损害民众权益的事情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在各方利益博弈中，群众处于弱势位置，因而建立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基于这样的情势，不少网友从5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消息中捕捉到了一个“新变化”：“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在微博上欣然议论。当然，这一表述还出现在早前2月份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消息内容中。网友热议的背后，乃是对现实中损害群众利益事件的关切，是对中央重大决策举措的关注，更是对如何维护群众权益的期待。

　　完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重在“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这是中央指明的建构路径，怎样的建树与完善才更科学有效，自有方家设计。公众关心的乃是，这一机制是否具有“自动响应”的本能。因为当一件损害群众权益的事情发生后，谁来响应，怎么响应，响应程度如何，响应效果如何，直接决定了这一机制有没有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这种自动响应的考量与设计，就没有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行。

　　从现实的情况看，这种自动响应，至少要直面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在利益的诱惑下，不必否认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也会干一些与民争利的事情，同时群众也可能对政府部门的一些做法、措施有不同意见。原本，政府部门乃是维权机制的重要响应者，但介入这种利益博弈之后，是难以当好裁判员的角色的。那么，当地政府部门如何回避、在何种程度上回避？谁来响应？是当地主要行政首脑，还是上级政府部门？抑或是信访部门？这些都需要作出清晰而明确的响应规定。

　　不同利益纠葛，有不同的维权机制响应者，如何保证响应者总是在场、在状态，如何实现响应者之间的协调？对于群众来说，利益被损害，事情就要有人管、说话就要有人听、冤屈就要有人伸、是非就要有人断。不能找不着门，找着门又爱答不理，理而又久无回声。更不能响应者之间推来推去，你踢给我，我踢给他，最后让群众找不着北。如此响应，结果就必然是失信于民。

　　不是每一位政府部门的响应者都是包公，是非曲直断得那么分明。有些事情的处理，交给法律去公正处置，远胜于政府部门的斡旋。有些事情的处置结果，群众也未必满意。如无其他响应者的介入，事情就可能被搁置，或成死棋。那么，政府部门在何种程度上充当好响应角色，在响应中如何引入法治理念，实现法律上的公平正义，都值得考究。

　　从根本上说，最好的自动响应乃是主动：不是等问题发生，而是消除问题产生的土壤；不是等问题严重再响应，而是在萌芽之时解决；不是等问题找上门，而是上门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