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日前推出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人们终于可“一窥”善款的来源和去向。然而许多人依然感到“不解渴”：为何个人捐款去向公开要设定数额“门槛”？历年善款使用情况何时公开？使用效果究竟如何？这一系列问题引发的疑惑是：中国式慈善的透明之路为何这么难？

　　信息披露缺失，损害慈善公信

　　记者采访发现，与近年来快速扩大的捐赠规模相比，国内慈善事业信息公开的步伐明显落后。

　　民政部数据显示，2006年社会捐赠总额首次超过100亿元，而2008年、2010年已两度突破1000亿元。

　　长期研究慈善问题的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卢汉龙说，公众关注的慈善信息，诸如慈善机构负责人及团队背景、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办公行政成本比例等。而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完全不披露和仅少量披露此类信息的慈善组织比例高达75%。

　　记者3日登录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网站，发现其信息发布栏中统计数据部分，公布了该机构2006年和2007年的统计分析报告，包括组织发展、筹资、救灾救助等信息，但2006年之前以及2007年以来的相关统计数据未见公布。

　　今年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正式上线，首次公布数十万笔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这被认为是迈出了慈善信息公开的重要一步。此举受到积极肯定的同时也引发一些争议。

　　比如，个人捐款只有在10万元以上才能查询相应的援建项目和善款使用情况。一位为玉树地震灾区捐款2000元的女士对记者说：“接受捐款不分多少，信息公开也不能‘嫌贫爱富’。”

　　再有，此次平台选择率先公布玉树地震捐款的情况，并将陆续发布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日本地震等捐赠信息及善款使用情况。有人提出，信息公开不能仅选择热点项目，多年来累计接受的巨额捐款、实施项目等都应具体“晒出”。此外，地方红十字会的相关信息也应公开。

　　总之，中国红十字会目前的信息公开状况，与其悠久的历史、接受捐赠的规模不相称，难以满足公众之关切。对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平台推出体现了红十字会加大信息公开的决心，但这是一个渐进过程，将“接受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做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有关调查发现，近九成受访公众对信息公开不满意。“这应引起全社会的警醒。”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指出，信息透明是慈善组织的生命力，只有信息充分公开，才能维护公众对慈善的信任与信心。

　　善款“只见来时路，不见去时踪”

　　作为捐赠者，最关心问题莫过于“我捐的钱物用哪去了”，遗憾的是经常不得而知。

　　公众最希望了解慈善组织的业务活动信息和财务信息。然而监测结果表明，慈善组织对筹款用途、项目实施效果、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等财务信息最为“吝啬”。

　　即使是在有“破冰之举”的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捐赠数额超过10万元的个人和超过50万元的企业才能查询资金使用情况，而且并不全。记者查询发现，2010年3月30日“刘德华”捐赠的一笔20万元捐款，就没有显示捐赠项目。

　　记者3日查询中国扶贫基金会官方网站发现，网站公布了150页爱心基金及个人、企业捐赠者名单，但只能逐页浏览，没有查询功能；只有笼统的“爱心公众名单”，但没有标明捐赠款物用途；对于有特定时间和场合的捐赠，也只简单标明用途是“抗震救灾”“孤儿助学”等。

　　《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逾半数受访公众会经常捐款捐物，但近九成受访者表示从未收到过慈善机构的信息反馈。“汶川地震发生后单位统一募捐，我捐了2000元，到现在也没人告诉我钱花哪儿去了。”上海市民高民说。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国内不少慈善捐赠款物的使用，要经过“申请-立项-层层划拨”等复杂流程，存在周期长、环节多、效率低、透明度差等突出问题，对捐赠者的反馈更是无从谈起。

　　他认为，慈善公益事业通常经历几个阶段，一是公布捐款数量；二是公布捐款运用的进展，并向捐款人及时反馈；三是信息的分类、加工，生产出相应的信息产品。“现在中国的基金会有一部分到了第一个阶段，很少有基金会可以做到第二阶段”。

　　与此同时，屡见报端的违规事件让人心忧。比如，昆明红十字会原常务副会长阮姮利用职务之便公款购物、玩乐，温州市红十字会出纳陈某在5年里挪用公款126万余元……

　　为确保捐款用到“刀刃”上，2010年5月，曹德旺、曹晖父子向西南干旱灾区捐款2亿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订了国内第一个慈善捐赠问责协议，提出“管理费不超过善款3%”“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等条件。这让人们看到了些许慈善透明的亮光。

　　脱去行政外衣，回归社会本位

　　目前，我国慈善事业与发达国家间差距巨大。社会以及业内越来越感受到信息不公开对慈善事业的制约。

　　王振耀说，国内大多数公募性慈善组织或多或少带有行政色彩，参照行政机关的标准运行，在信息公开方面缺乏动力和压力。“慈善信息公开不是小事，它关系着慈善作为公共服务的标准和体系变革的问题。”他说。

　　在方向上，慈善组织应尽快脱去行政外衣，回归社会本位。王振耀说，汶川地震大大激活了全社会的慈善要素，“80后”等年轻慈善群体涌现，网络等新兴传播媒体手段兴起，“全社会正形成一个拉力，把慈善组织拉回到社会的怀抱之中”。慈善组织应迅速顺应这种“拉力”，及时“归位”。

　　在环境上，要尽快改变慈善管理“有‘法’无‘办法’”的尴尬现状。专家提出，现有法律法规对慈善信息公开有原则性的规定，但缺少详细操作规范和细则。是否公开信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善组织的道德自觉。应尽快制定完善相关操作办法和标准，对慈善信息公开等形成刚性约束力。

　　在监管上，尽快改变“第三方”缺位的现状。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卢汉龙认为，应逐步建立起包括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行业自律组织、媒体监督、捐赠人和公众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体系和项目评估机制。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致力于基金会“透明化”建设的“基金会中心网”于2010年启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中国慈善透明报告，参与制定慈善信息披露指南；《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明确“推行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完善捐赠款物使用的追踪、反馈和公示制度”等。(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叶锋 周婷玉 胡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