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人掏出200元钱作为扶助酬谢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道德的退却。跌倒者试图以金钱的投入，激发路人的道德热情，却收效甚微。

　　老人跌倒了，扶还是不扶？正成为一道检验社会道德的测试题。有人照扶不误，有人扶了却惹上麻烦，也有人只看不扶。日前，在山东烟台街头，一位73岁老人突然晕倒在街上，许多路人围观，却无人上去扶一把。老人醒来后，只好掏出200元钱请求路人帮助。近20分钟后，一个年轻人将老人扶起，没要钱就离开了。

　　类似的新闻事件中，原因要么是人心的冷漠，要么是对风险的顾虑。自从“彭宇案”发生以来，好人被讹、好人吃亏的事情时有发生，冲击着道德底线，使原本可以不假思索的扶老行为，变成了一些人眼中“一定要三思而后行”的事情。你不义，我也不仁，因此谁也别动，谁也别落着好，这样的僵持局面，发展成为道德上的“囚徒困境”。

　　因此，当老人掏出200元钱作为扶助酬谢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道德的退却。跌倒者试图以金钱的投入，激发路人的道德热情，却收效甚微。其原因，不仅仅在于钱的数目不够诱人，更为重要的是，以利益逻辑来衡量道德行为的时候，善行的可能性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从经济利益角度看，200元的“奖励”，与一旦被讹上后需要付出的成千上万元赔偿相比，显然更像个“钓饵”，其实际效果反而加重了人们的疑虑。

　　金钱未能打破的僵局，却被另一种力量瞬间消解了。小伙子挺身而出，做了一个有道德良知的公民应该做的事情，与那200元钱的“酬谢”相比，这样的行为才更加可贵。

　　如果把这一幕截取出来，脱离具体的社会背景和现实问题来看，年轻人的行为，其实应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居然成了一个新闻，恰恰从反面映射出目前道德所处的困境，道德力量所遭遇的阻力。在一个利益分化和观念多元的社会，我们应该正视道德面临的挑战，采取对症下药的策略，唤起和呵护人们的道德行为。

　　破解“扶老”难题，最关键的还是解决道德投入问题，一方面需要为行善者排除现实风险，比如建立助人者免责制度、讹诈者追究制度、见义勇为者纳入社会保障机制等，为道德行为提供更为有利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使好人免于被诬恐惧；另一方面需要人们的道德自觉，该出手时就出手，正如“最美妈妈”吴菊萍所说：我们拒绝袖手旁观。

　　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