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我到外地出差，连乡下的老百姓都听说过郭美美，公益事件从没引起过如此大的反响，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昨晚，在新京报与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合办的“京师公益讲堂”上，王振耀院长做了题为“中国公益慈善的危机与转机”的演讲，解析近三个月来，公益慈善领域的热点事件和引发的思考，对比中外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和现状，就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如何面临危机和把握机会等话题，与在场听众进行交流。

　　王振耀说，三个月来公益慈善领域事件频发，公众对慈善组织的普遍不信任，标志着动员式的捐赠时代已经结束。昨天，400余各界人士到场，并在互动环节，向王振耀院长抛出多个问题。

　　焦点1

　　谈郭美美

　　慈善终于从边缘进入“中心”

　　这三个月的公益慈善领域讨论，准确说是从6月20日开始，更精确地计算，真正成为全国重大的公共事件是6月23日，因为这一天，有一个叫郭美美的姑娘开始在网络上炫富。炫耀任何东西，现在在网上说都没问题，唯独她突然说了一行字，她说自己是“红十字会总经理”，这个词当然非常不准确。

　　但在三天之内，很多慈善理论家非常气愤，说我奋斗一辈子，宣传十多年，不如她这几个字有力量，让全国民众讨论起来。于是引发了中国民间社会三个月来非常广泛、非常深入的一场公益慈善讨论。这次公益质疑在世界公益历史上都相当罕见，因为有微博，因为中国有13亿人，讨论的量级太大。我到一些山区调查，大家都知道郭美美三个字。

　　其实这三个月的讨论集中于四件事，但更多集中于几个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河南宋庆龄基金会、青少年基金会与世界杰出华商协会。

　　三个月讨论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慈善事业目前遭受重大挫折，觉得以后中国慈善难做，慈善界很多人觉得今后的事情不好办。很多人认为是一种退步，表现在人们怀疑大的公募基金会，而不再捐款了。

　　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公众的质疑恰恰是慈善进步的重要源泉，一个社会大变革，往往就是在质疑声中前进，从结果来看，慈善终于从边缘进入到公共生活的中心，开始了特殊的普及化与专业化的道路。

　　焦点2

　　谈社会共识

　　公共管理行为急需大调整

　　经过热烈讨论，不论是公众还是慈善组织本身基本达成一些共识，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是基本原则，公募基金会终于知道不透明意味着什么，教训很沉重。

　　再者，大家开始知道慈善组织也有投资行为。过去，大家很避讳投资两个字，一提就认为是经商，再不然就用更负面的词汇来贬低慈善组织，现在大家明白了，捐赠的形式很多，有股票捐赠，有各种投资行为，这属于国际通则，需要强调的是，盈利所得以回馈公益为主。

　　其次，立法与管理滞后阻碍行善，公共管理行为急需重大调整。这三个月，尽管没听到政府很多声音，但要相信政府比大家还着急，我想政府与公众的意见将日益统一。

　　焦点3

　　谈慈善发展

　　三年战略转型期已经来了

　　从这三个月的讨论，我们应有一个很明确的看法，结论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三年战略转型期已经来了。三个月讨论不是一个小事情，将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历史上留下非常重要的意义，可能酝酿和启动了中国慈善在未来三年创造与经济发展同样的奇迹，总体来看是健康的。

　　本来是一些不好的负面事情，怎么却被看成是促进未来三年的发展呢？我觉得有一定的根据，因为我们现在存在着“三低三高”的局面。

　　中国现在整体起点低，大家对慈善非常不熟悉；慈善组织数量低；捐款数量低。截至目前，组织数量只有2400多个基金会；捐款，人均一年不超过100元，和美国人每人每年捐款800至900美元，根本没办法比，这是“三低”。

　　中国还存在着“三高”：需求极高，网上不停地在呼吁各种救援案例，说明我们急需慈善；热情极高，这是很多国家不能比的，大家一听说有人需要帮助就很快行动起来；开放度极高，因为有网络支持，现在已和世界连成了一片。

　　在完全具备了经济条件的前提下，人均GDP过4000美元。所以如果说慈善捐赠发展出现10倍左右的增长是完全可能的，这不是虚假现象，而是有一个现实的前提。

　　焦点4

　　谈公众不信任

　　动员式体制在质疑中失灵

　　公众对慈善组织的普遍不信任标志着什么？标志着动员式的捐赠时代已经结束。

　　这十年，我在民政部就负责动员式捐赠，作为司长，每年大灾的捐赠都组织、参与，但我很清醒地感到这个时代到这三个月已经告别，我找了很多朋友，我问：如果政府再号召捐赠，你捐不捐？他说，你别来这一套。这是不得了的一种变化，就是说我的善心我做主。

　　国家和社会客观上都要在新形势下重新定位。怎么定位？公募机构就不要把立足点还放在动员式的体制上，因为动员式的体制在大家质疑声中不灵了，要转向现代法制型的体制，不是再依赖政府动员捐赠，而是要真正植根于社会，要尊重大众，要研究大众的情绪，必须国际化，比如会员化、社区化、项目大型化。应该让大型公募组织真正建立起来影响社会，特别是社会政策的大型项目，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儿童的大病救助。

　　■ 互动

　　问：为什么在这时做“危机与转机”的讨论？

　　王振耀：我是要对三个月来的慈善讨论做一个结论，想澄清一下我们三个月来到底做了什么，这三个月来到底进步在哪里，这三个月来还有哪些不足，反思一下我们中国社会最近三个月来一个侧面的重大变化。 

　　问：大家现在对中国红十字会等组织明显感到不信任，如果我们国家再突然出现国家性灾难的话，比如地震时都不捐钱，这种情况下国家有应急预案吗？

　　王振耀：这个假设非常好，因为天灾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

　　如果在这个慈善公益组织出现信任危机的空当中间出现天大的自然灾害，动员体制一下失效，我们怎么办？有没有预案？今天你的建议应该形成一个社会呼吁，一定要让社会，要让政府准备这个预案，不然大家的爱心起不来。我们呼吁一些基金会也要做好这些预案，万一大家不信任某些公益组织，能不能信任另外一些基金会，无论如何我们全社会都该思考这个问题，要有这个预案。

　　问：除了公开透明外，还有其他方式来提升人们对于慈善机构的信任感吗？

　　王振耀：公募基金会将来如何恢复信心？汶川地震中，民政部收了8万多笔，开始捐给基金会、捐给红会，政府尽量不收，后来堵不住，大家都要捐，我在国家新闻办发言时，说这可能是政府头上的“堰塞湖”捐款，一定要注意。就让我们工作人员去研究有没有技术问题，这8万多笔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都是通过银行汇款。汇过来之后找了很多技术公司联合研究开发，弄一个软件，把这8万多笔输进去，发现很大问题，很多人银行汇款时不写地址，光重名的就很多。后来我们做了一件事，能有的，有一个找一个，最后找了1万多个，都给他们回了信或电话，寄了收据。一个教授寄了2000元，我们最后打电话找到他时，他很感动，说其实一个电话就够了，别再开收据了，我就是担心你们收不到。我们知道这1万笔影响了8万笔，真正认真地去做，想到人家捐赠人的尊严，我认为这是信息透明的要义。

　　采写/本报记者 底东娜 摄影/本报记者 赵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