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

　　2011年是中国公益慈善界的多事之秋。从年初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万元餐"开始，到4、5月份陈光标高调慈善遭遇诚信危机，直至6月份郭美美粉墨登场，牵出红十字会商红会，接着中华慈善总会发票事件，中国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河南宋基会公益医保和投资放贷相继被媒体质疑。由郭美美引发的“官办”慈善公信力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似乎已经显现。

　　尽管四个机构涉及的麻烦和背景、原因、性质各不相同，但社会对这些事件的质疑和责问，不论是专业还是外行，理性还是不理性，无不指向“官办”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表达了对“官办”慈善机构的不信任。这个乱局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属必然，归根到底是官民不分的慈善体制惹的祸。

　　2011也是中国NGO冰火两重天的一年。3月，记者邓飞在贵州发微博呼吁关注农村儿童营养问题，继而发起免费午餐计划。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以微博启动的民间免费午餐计划名噪天下，出现了近年来连国字头公募基金会都难得一见公众参与热潮，90万人捐款，募集资金近3000万。邓飞在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合名下设立了“免费午餐”专项基金，走上专业化管理之路。2011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媒体纷纷报道“邓飞以民间探索引领了国家行动”。尽管对国务院此项决策做出贡献的不止邓飞和他的“运动”，还有一些重要的智库型、行动型基金会，但社会毫不犹豫地把“引领者”的头衔给了邓飞。

　　2011年上述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微博的力量。郭美美在微博上炫富，刺激了公众对官民不分慈善体制的不满，一时间，微博主导了舆论，震动了慈善体制。郭美美也许成了压倒“官办”慈善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邓飞代表的是“微公益”的兴起。这个“微”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微博的公益传播，二是毋以善小而不为，人人可参与的公益模式。新媒体与微公益共生，为慈善回归民间、保障公民自由选择参与公益活动并行使监督的权利创造了可能性。新媒体的伟大力量令人看到了中国公益新时代的曙光。

　　微博引发了“官办”慈善的危局，也让邓飞的“微公益”火爆，其背后是公众对“官办”慈善的厌倦。“官办”慈善体制，让慈善机构带着“官”与“民”的“双重人格”。因为权力背景，违规容易受到保护，监管往往流于形式，平等竞争受到排斥，带病运行比比皆是，甚至已经演化到劣币驱逐良币。一些强势慈善机构经常被政府指定为惟一、唯二有权接受捐款的机构。这时候，透明度和对公众的谦卑就退居次要了，其公信力下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公众的慈善热情伤不起，2011年他们实际上已经在“用脚投票”，在“官办”慈善机构捐款大幅下降的同时，90万人把捐款给了邓飞的团队。

　　在2011年发生的诸多公益事件中，我们经常看到不同观点的碰撞，也发现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缺少先进慈善理念的指引，缺少现代慈善文化的氛围。很多人因慈善组织透明度不高而声称“永不捐款”，因慈善组织官办色彩重而把去行政化变成去组织化，认为慈善组织专业化管理所需成本是“雁过拔毛”，而宁可退回到陈光标式个人布施行为。中国慈善不仅面临信任危机，还面临情感与理性的碰撞，又碰巧四个慈善机构的麻烦全都涉及到公益与商业的合作，舆论于是把公益与商业合作推向了风口浪尖。似乎一粘商业活动或商业合作，慈善组织就要变质，就会侵害公共利益，陷于不义；一些原本想为慈善做点好事的企业，或富人企业家，不得不违心躲开慈善，唯恐善遭恶报，引火烧身。

　　组织行为应该规范，公众意识需要引导。12月，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24家基金会共同签署了《公益与商业合作九大行为准则》。“准则”开宗明义“公益与商业合作是既存现实，为公益慈善事业引入丰沛资源，有利于公益组织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九大行为准则”是我国首个“公益与商业合作”行规，为合作各方提供了基本规范和行为指引，对于规避商业合作和商业活动给公益组织带来的风险有积极意义。这个行业自律“准则”在寒冬时分签署，也许能给社会带来一点宽慰和暖意。

　　2011年，邓飞在“天上”飞得潇洒，而在地上行走的NGO日子却并不好过。对于他们来说，今年的关键词是“断洋奶”和“要加薪”。“断洋奶”既有国际资助机构认为中国富了不再缺钱的误读，更有草根NGO遭遇外汇管理门槛拿不到钱的原因。“断洋奶”的后果在今年年末开始显现。云南、四川、甘肃都传来消息，一些坚持发展了10来年的农村服务组织和环保组织开始关门。刚刚结束的“2011年教育公益组织年会(广州)”上做过一个调查，与会的150家教育公益组织中，曾经有63家曾接受过国际资金资助，今年已经、明年将要结束这些资助的约有近30家。“洋奶”已断将断，本土“母乳”的供给没有跟上，草根NGO如果不关门，就只能以极低的薪酬养员工。不少怀抱理想进入NGO行业的年轻人，面对理想和面包二者不可兼得的尴尬，为生活所迫只好选择离去。于是，今年有了“加薪哥”号召NGO罢工的故事。

　　圣诞节前夜，我们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表示，要推广广东经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将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推行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等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这是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年初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重要指示精神的积极措施。期待在民政部的推动下，各级民政部门在2012年真正能给三类社会组织登记开方便之门。

　　2012年，注定是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喜忧参半的一年。喜在政府决定有限开放民间公益组织的登记注册，忧在这些组织的发展缺乏资源支持，难为无米之炊。换言之，在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思路下，民间公益组织有望突破合法性瓶颈，而又如何突破资源瓶颈？一千多家公募基金会、数千家慈善总会和两千多家半官半民性质的红十字会，垄断了全国绝大部分慈善资源，这些资源至今依然主要通过政府渠道安排使用，主要用于弥补公共财政投入的不足，几乎没有流向民间。资源垄断，公益生态链断裂，加之税收制度只惠及基金会，放开登记，也许让民间公益组织资源短缺矛盾更加凸显。

　　如何突破资源瓶颈，广东省一位社会管理责任部门的领导说，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必须“去行政化、去垄断化”。所言极是。去行政化改革比较复杂，需要等待政府令，去垄断化则宜自觉主动。公募权是一种公共权利，获得这种权利的公共慈善机构，应该为民间公益组织释放慈善资源，用“母乳”支持“断洋奶”，这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捐款流向哪里，应该接受社会问责。非公募基金会可以独立决定资金使用的方式和方向，有条件为民间公益组织提供资源支持。克服资源瓶颈，需要动员更多的非公募基金会成为支持民间公益、支持社会创新的社会投资机构，还需要引导更多的慈善家走社会投资家的道路。由资源投向引领的公益创投和社会创新，有望成为2012年我国公益行业的新亮点。

　　透明公益是2012年绕不开的话题。上线18个月的基金会中心网已经基本全覆盖2000多家基金会的主要财务信息和半数机构的项目信息，大大提升了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度，也为其他公益慈善机构的信息透明做出了示范。民政部刚刚发出《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在新的一年里，社会将继续盯住公益组织透明度不放，中国红十字会信息披露平台建设已经启动，慈善总会系统财务透明刻不容缓。

　　公益慈善组织透明的钥匙掌握在公众手里。相信在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下，公众能逐步了解和掌握自主决定捐款、自由选择捐款受捐机构、决定捐款使用方向、监督捐款使用结果和享受捐款税前扣除的权利。假如每个捐款人都认真把握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责任，哪怕再牛的公益组织，不透明也得透明，否则只有关门一条路。

　　(编辑注：本文刊发于《社会创业家》，作者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