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案

　　11月25日，清寒。

　　一缕阳光透过楼宇间的缝隙，斜照在孟林脸上。

　　孟林，43岁，27岁时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

　　“呼吸就有希望。”他说话间，两股烟气从鼻孔间穿出。

　　活着

　　1995年，身为老板的孟林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北京佑安医院诊断的答复是“无药可救”。

　　“我还能活多久？”孟林有如五雷轰顶。当年除夕夜，孟林把病情告诉了家人，他被赶出家门，永远。

　　孤独无依，坐在马路边的孟林，看到一只蜷缩的流浪狗，浑身脏兮兮的，他把流浪狗一把抱在怀里，落下大颗大颗的泪。

　　北京佑安医院作为著名的传染病医院，那时甚至没有专门的科室和病房。

　　孟林回忆，睡觉前，护士除了把平房大门上锁，每个病房门外都会设插销，防止艾滋病人出去。“那把锁，让我看不到希望。”

　　他遇到了“妈妈”徐莲芝，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艾滋病患者的主治医生。

　　1996年5月12日，孟林生日。徐莲芝偷偷递给他一张纸片，“为儿唤起心中的彩虹，送上慈母的深深祝福，祝儿生日快乐！健康愉快，岁岁平安！”落款为“母亲”，还画了两颗红心。

　　一面相框上，当年的纸片仍保存着。“‘妈妈’给我活着的勇气。”孟林说，艾滋病患者，多数死于人情冷漠。

　　目标只有一个，活着。

　　拯救

　　2004年，孟林决定帮助更无助的感染者。

　　一家卫生机构邀请他负责一个论坛，与艾滋病人在网上交流。午饭期间，孟林向机构工作人员询问食堂在哪儿，“你不能去那儿吃饭。”面对工作人员的冷眼，孟林选择离开。

　　“倘若世界抛弃了我们，我们就自己拯救自己。”他找来几名志同道合的感染者，创办艾滋感染者信息支持组织，叫“爱之方舟”，建立网站，“为感染者提供信息帮助、心理安慰和经济支持。”

　　网站有超过200万的访问量，他见了1万多名感染者，自掏腰包给急需治病的感染者花了三四十万。

　　“爱之方舟”的资金，几乎全部靠国际组织的项目基金。虽自称NGO组织，但找不到挂靠单位，始终无法取得民政部门的认证。“公司”名义就要交税。让原本微薄的资金捉襟见肘。

　　传递

　　多数接受过爱之方舟救助的感染者，都成了互助社团的组织者，包括麻贵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河北中部的永清县。因为穷，麻贵红和丈夫卖了六七年血，“每月抽血三四次，一次800毫升，赚45块钱。”

　　1995年，当地政府叫停“血浆经济”，并对卖血者体检。10年后，麻贵红去体检，结果：艾滋病。

　　她买来安眠药，就着白酒，吞下一大把……

　　后来，麻贵红从当地疾控中心查阅档案时发现，“我在1995年就被确诊了，只是当时没被告知。”

　　孟林和志愿者们言传身教，让麻贵红看到希望，她在家乡成立半边天互助组。

　　她鼓足勇气去生活，一次，在辆乡村客车上，两个乘客说得了艾滋病全身会掉肉。麻贵红听后大声说，“我就是艾滋病人，你看我身上哪里掉肉了，这不活得好好的？”

　　“在县城，没有老百姓会歧视艾滋病人。只是为其他感染者去政府机构办低保时，工作人员会说，艾滋病来了。”

　　认同

　　歧视如同伤人的刀。

　　“歧视让我们失望，我们不想伤害别人，也不愿获得刻意的关怀。被关怀是另一种歧视，我们只需要认同感。”孟林说。

　　2008年11月26日，孟林因防艾工作获得英国贝利马丁奖。这个由英国慈善家马丁·哥顿创办的贝利马丁基金会设立的奖项，专门表彰在中国为艾滋病教育和防治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孟林是首次获得该奖的艾滋病患者。

　　其实，孟林并非他的真名。

　　16年前，这个在病床上绝望的年轻人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片幽暗的森林，希望死后能够埋在树下。

　　他还活着，索性就叫这个名字。本报记者 王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