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曾经把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急功近利型，纯粹为了企业的商业运营，做慈善就是最好的企业软广告；第二种是公司发展战略型，基金会项目和公司市场战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司品牌、提高美誉度等，一些跨国公司的基金会在这方面有着非常成熟的运作体系；第三种是公共利益型，以追求人类进步为纯粹目标的企业基金会。

　　这样的划分方式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方面，浮躁的社会氛围影响到公益慈善行业，许多企业家无法在商业运营和慈善公益之间实现远期导向的嫁接；另一方面，由于公益慈善项目具体操作上的不成熟(目标、效果评价、实现机制、组织能力)，使得国内大多数私募基金会都不太愿意正面回应社会评价和监督，容易流于“自说自话”的自我表扬和“羞于启齿”的暗箱操作。而对于国内的企业基金会这一新生事物而言，其间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基金会往往隶属于企业，作为企业的一部分，企业基金会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企业和基金会两股力量的牵扯和博弈，表现出更复杂的面貌特征，许多企业基金会深陷内部人控制，不仅无法作为，而且沦为广受公众和媒体质疑的慈善“黑箱”。

　　在西方社会，企业基金会勃兴除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善款可以抵免企业税收外，还有很多企业家热衷于创立基金会，是希望能够将企业家精神、技能和商业模式等先进生产要素导入进公益部门，以提升公益部门的资源利用效率，尤其是慈善资源的使用效率，使整个社会的慈善资源——从志愿者爱心、义工时间到资金、物资，能够更加有效地服务于社会某一个阶层或者全体成员，市场化手段和慈善事业的结合，催生了慈善资本主义。考虑到基金会对专业服务能力的要求，国外很多非公募基金会虽然没有用企业基金会来注册，但大型基金会都特别强调专业人才和专业服务能力。像税务专家、金融或投资专家、各类专业的“项目管理”人员等等，都必不可少，而且往往分成两类：一部分人专门负责赚钱，确保基金会的资金源源不断；另外一部分人负责花钱，保证慈善效益最大化。

　　虽然国外大型基金会设有专门投资代理人或机构，与其运作部门完全分开，但基金会捐资者和他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仍然常常“剪不断、理还乱”，充满了千丝万缕的复杂勾连，从政府、公众到媒体都极其关注这种关联。像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经将8.62亿美元资产中的5.53亿美元投到6家石油公司这样的做法，在国外的非公募基金会里屡见不鲜。基金会和企业之间的资本嫁接，不仅保证了捐资者对基金会的控制，还免除了企业的税金，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个人从事慈善事业的满足感，这样的做法可谓一石三鸟。

　　企业基金会涉及的免税政策在中国很少受到质疑，但这里面企业和基金会之间的“珠胎暗结”却往往受到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和诟病。像曹德旺2009年初拨付巨款成立慈善基金会的做法就遭遇了不少负面舆论，而陈光标的台湾慈善行更被一些公众视为“作秀”和“伪慈善”进而被质疑其动机，在中国，相关立法的不完善，慈善行业缺乏透明度和这一行业严重脱节的生态，往往导致企业家倾向于“内部供血”，投资代理人或机构不仅无法与其运作部门分开，反而被认为内部人控制是最安全和有效率的慈善之道，这样的做法不仅无法提升基金会的专业服务能力和慈善行业成熟度，往往更容易因为缺乏操作上的透明度而陷入慈善“黑箱”。

　　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初最大的50家基金会的半数(包括了前12家的9家)都为某一家与捐赠者有关的股票所控制，后来随着政府税法的强制要求，许多基金会不得不分散投资并与其他基金会交换股票以规避风险。福特基金会曾经一度持有福特汽车公司88%的股份，后来被稀释到了16%，并且还在进一步分散。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基金会对其原出资的企业是否会有潜在的公关作用，也是见仁见智的话题。在美国，像福特和洛克菲勒这样历史较长的大基金会实际上慢慢都与原先企业脱钩，今天很多接受福特基金会援助的人已经很难会想到购买汽车时会选择福特产品，但一些小的美国企业的基金会还是带有明显的公关性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第三部门”的奇缺，导致公众对于企业基金会的动机和目的大多心存疑虑，而慈善“黑箱”的存在，无疑又加大了这种风险。

　　无论是曹德旺、陈光标等公众人物的被质疑，还是类似红十字商会的“郭美美”事件，究其本质，独立的私募基金会、隶属于企业的企业基金会和公墓基金会，作为社会公共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公益机构的信息透明度是第一要务。尤其前两者最倚重的是其中企业家依赖其商业经验和专业才能实现公益慈善目标的能力和水准，其中最重要也包括了“透明管理”的能力，尤其在中国处于一个公共信任缺乏的社会转型时期，对于企业基金会而言，问题不在商业和公益之间是否应该关联在一起，而是应该有能力让公众看到这样关联度是如何建立在一起的，即提高基金会自身“透明管理”的能力。(文/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