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被蛇咬”或“他人鲜活的教训”所造就的深层影响，可能是始料未及的。我们还应当明白：法律并非人心向善的救赎之道，最终的出路还在于社会本身。

　　街上遇到摔倒的老人，扶还是不扶？再次成为流行的话题。日前，湖北武汉88岁的李大爷摔倒后，在围观者的踌躇犹豫当中，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长达一个小时的围观中，我相信一定有人想上前去扶一把，但又是什么让这些人关闭怜悯同情之心，而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呢？

　　多数人行善的心理主要出于道德认知、利害计算和公共舆论驱使，只要与自己利益不发生根本冲突，人们是乐意助人的。但如果助人行为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甚至惹祸上身，那么在现实的利害计算之下，人们很可能选择不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经济变革，已经让传统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利益在人际关系中的比重日渐突出，人们传统的道德观念逐渐淡化，用以维系公共秩序的道德规范日益解体；而新的法治权威并未有效确立，转型时期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都出现失效，一些人什么都不信，只能退守到个人自保的屋檐下。更何况，一再出现的见死不救、助人者反被诬陷的案例，给了原本脆弱的大众向善之心极大摧残。从南京“彭宇案”到天津“许云鹤案”，再到新近南通司机救人后险遭诬陷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和舆论发酵之后，给民众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极其深远。“你还敢不敢搀扶路上摔倒的老人”网调显示，四成网友直言“这样的爱心给不起，不敢扶”。

　　助人为乐一旦变成法律纠纷，就面临着如何摆脱证据取舍尴尬，法官如何选择自有其司法本身的逻辑。但公众期待的，是用法治来救赎道德，于是道德入法、用道德目的评判司法审判，成为大众舆论的基准。正因为如此，一个个“彭宇案”就成了公众诉求输出的舆论焦点。殊不知，这种舆情本身却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让更多原本愿意向善的人选择“退避三舍”。

　　回到开头的一幕，用“彭宇案”来解释围观者的顾忌还存有偏差，无论是出手相救还是打120，助人者都不难找到规避法律风险的证据，导致他们沦为看客的，很可能是一种长期的心理影响。当整个社会把注意力放在司法个案的评判上，“一朝被蛇咬”或“他人鲜活的教训”所造就的深层影响，可能是始料未及的。我们还应当明白：法律并非人心向善的救赎之道，最终的出路还在于社会本身。

　　本报特约评论员 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