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感动中国”2011年度颁奖典礼温暖了无数国人的心。54岁的北京市民、退伍伤残军人刘学军坐在电视机旁，收获了感动，也收到了上百条短信和电话。

　　发来短信、打来电话的人们和刘学军分享感动的同时，更多地表达了遗憾之情：“‘感动中国’怎么只有10个名额？怎么没有您？”

　　刘学军是谁？他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何这么多人认为他足以“感动中国”？

　　2月8日，记者来到刘学军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张挂在墙上的雷锋像，从1965年到现在，这张像已陪了他整整47年，虽然画面已经老旧、发黄，但是“雷锋叔叔”的眼神与笑容，从孩童时代到现在，从未褪色！

　　刘学军的生命观——“我也怕死怕伤，但能见死不救吗？”

　　春节前，一对年轻父母抱着两岁女儿再次来到刘学军家，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刘学军欢喜地抱起女孩，又拿出专门买的新衣服给她穿上。

　　2011年10月13日，“小悦悦事件”发生当天，在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小区，两岁小女孩张慧语走路摔倒。此时，一辆汽车正在倒车，眼看就要轧到孩子。危急关头，一个跛脚男子冲过去一把抱走了孩子，避免了一场事故。

　　现场有人认出，这个跛脚男子正是被人称为“京城好人”的刘学军。几十年来，他救过上百条生命，留给自己的是40多处伤疤以及残疾的双腿。为了救人救急，他的牙被人打掉过，小腿被钢筋穿透过，甚至做过开颅手术。

　　1981年，刘学军从部队转业，担任北京市运输公司七场招待所所长。当年11月的一天，紧挨着七场油库的一个仓库发生火灾，油库围墙之外就是有着近万人的西三旗村。如果油库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发现火情后，刘学军提起两个灭火器就往火灾现场跑。

　　大火最终被扑灭，油库安然无恙，但刘学军被垮塌物砸中，8颗牙齿被砸落，下肢失去知觉，倒在火场。昏迷7天7夜后，他做了开颅手术，被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后遗症，脑萎缩。

　　他不甘心下半辈子瘫在床上，请求医生用常人难以忍受的电击法治疗双腿。经过数月治疗，他的双腿竟奇迹般地恢复了知觉，慢慢扔掉了双拐，只是走路有些跛。

　　那次火灾后，刘学军被鉴定为三级残疾。朋友说他，人家的残疾是天生的，你的残疾完全是“自找”的。

　　这个“自找残疾”的人，还是个“没事找事”的人。

　　1989年，因为身体原因，31岁的刘学军办理了病退手续。“我才三十出头，不能就这样在家闲着。”于是，他买了一辆摩托车，开始“四处找事做”。他觉得哪里有危险、哪里可能有人需要帮助，就往哪里去。在他看来，这是重新上岗。“谁说我没工作？做好事就是我的工作。”

　　1993年，他骑摩托车经过北安河附近时，突然发现前方有一辆尾部起火的大巴。车上四五十个孩子正在唱歌，他几次大喊“起火了”，司机都没听见。他把摩托车油门加到最大，趁大巴拐弯减速时超过去，并快速拐到大巴前。他连人带车被撞出10多米，拦住了大巴，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的惨剧。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后，他换了一辆新摩托车，“再次上岗”。

　　四处找事做，让刘学军屡遭危险，身上不断有新伤疤。人们不解，这个人对身体、对生命怎么会如此不珍惜？

　　“我是血肉之躯，也怕死怕伤。我不想当英雄。在危难面前，别人可能只是迟疑一下，就把当英雄的机会给我了。见死不救，良心上过不去！”

　　刘学军的财富观——“人不能没钱，但不能让钱左右人生方向”

　　“又一个春节到，我们在您的呵护帮助下，读完了硕士，衷心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这是记者随手翻到的被刘学军资助过的贫困大学生写的信。病退后，刘学军每月有1400多元养老金，比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1260元略高一点。即使这样，他也要省吃俭用，尽可能挤出一些钱，资助读不起书的孩子。多年来，他资助了全国各地数百个贫困学生。

　　以世俗的标准审视刘学军，他很“败家”。为了行善帮人，他甚至数次变卖祖上留下来的“传家宝”。

　　据刘学军的老同学侯丽介绍，1985年，当时还是招待所所长的刘学军，在某医院看见一个病人因为没钱治病，躺在板车上等死，“寿衣都准备好了”。他问清原委后，马上掏出200多元钱交给病人家属，让他们抓紧看病。病人家属不敢接钱，“我们是河北农村的，还不起”。刘学军说：“不用还，救人要紧。”

　　回到单位，他才想起来这200多元是自己刚取出来的员工工资。为了应急，他把家中祖传的一幅古画卖掉，换回200元现金。

　　后来，他听说这幅画在香港被拍卖到1000多万港币，但他并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一幅画救了一条命，值了！”

　　2007年5月，刘学军在西土城公交车站捡到了一个塑料袋，打开一看，里面竟是20万元现金和一个记账本。他赶紧通过记账本找到失主，并交还了现金。

　　在常人眼中，刘学军是个另类，是个“傻瓜”。实际上，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认为，改善生活质量是对的，“人不能没有钱，但不能让钱左右人生的方向”。

　　刘学军的荣誉观——“好人队伍不断扩大，这不就很好吗？”

　　2月8日，记者来到刘学军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罗庄西里社区。很多居民都知道社区里有一位“好人刘学军”。然而，几年前，刘学军还不为太多人所知。直到2008年3月，一段电视新闻揭开了老刘的诸多秘密。

　　2008年3月初，作为北京奥组委“志愿之星宣讲团成员”，刘学军向小学生宣讲环保知识，北京电视台《北京您早》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视频不长，却让来京务工的涂会琼泪流不止：电视上的刘学军，不正是自己苦苦寻觅6年的救命恩人吗？

　　原来，2002年7月底，涂会琼带儿子在昆玉河边散步，儿子不慎落水。救子心切，不会游泳的涂会琼也往河里跳，但一下子就呛了水。这时，刘学军刚好骑摩托车路过，马上跳到河里救人，最终将母子二人救上岸来。

　　涂会琼回忆说，上岸后，救人的大哥满身是血，她一个劲地感谢，并询问大哥的名字。对方说，我的名字不重要，你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随后，他一瘸一拐地离开了。

　　当时急着带儿子去医院，涂会琼没能搞清楚恩人是谁，这成为她的一块心病。为了找到恩人，她跑了很多地方，只要看见背影有点像的，她就上去问人家是否救过人。尽管苦寻多年，她始终未能找对人，直到2008年3月看到电视新闻。

　　2008年3月10日，涂会琼见到恩人后才知道，刘学军当天救他们时，头部被撞破，小腿被水中的钢筋穿透，至今还留有一道两三厘米长的伤疤。

　　“母子寻遍京城，六年终见恩人”的故事，离奇而感人。然而，就在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新闻时，另一则感人故事也出现了。

　　2008年3月14日，《北京晨报》在头版刊发了涂会琼与刘学军相见的图片报道。27岁的北京市民王芳将报纸带回家，向母亲感叹刘学军“这种好人不多见”。没等自己感叹完，王芳竟看见母亲对着报纸哭。

　　“女儿，就是这个人当年救过你的命，我没看错。他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啊。”王芳的母亲边哭边说。

　　时间追溯到26年前。1982年7月，因救火致残的刘学军去清河医院做康复治疗，路上偶遇一岁的小王芳误食农药，躺在地上口吐白沫，王芳的母亲吓得大哭。刘学军看见后，赶紧抱着王芳去医院。因为双腿还未康复，他当时拄着单拐，加上大雨滂沱，他硬是连走带爬，赶到四五里外的医院，把王芳从鬼门关抢了回来。

　　得知刘学军与孩子素不相识，看到他手掌全是血，膝盖磨得露出骨头，医生、护士大受感动，哭着给刘学军处理了伤口。为王芳交完费后，刘学军悄悄离开了医院。

　　26年间，刘学军搬了几次家，王芳母女久久找不到恩人。26年后，王芳已经成为一个一岁女孩的母亲，恩人终于出现！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经王芳提示，刘学军想起了那个雨天。他关心地问：“你现在挺好吧？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吧？”电话另一头，王芳哭成了泪人。

　　正是这样一个无名英雄，引得众人为他没能当选“感动中国”人物而深感遗憾。但他说：“我没当选，但我们的好人队伍扩大了，这不就很好吗？”

　　刘学军的是非观——“如果每个人都变得冷漠，社会哪还有爱？”

　　近来，“彭宇案”不断被人提起，现实生活中，困扰很多人的问题是：“做好事被人诬陷怎么办？”

　　的确，做好事并不总是伴随着鲜花与掌声，有可能反遭误解甚至诬陷。在刘学军的好人生涯中，他不止一次遇到这种事。

　　1972年暑期，14岁的刘学军在海淀区清河勇救一男一女两个落水儿童，他的脚掌却被河底木板上的一颗钉子戳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男孩的家长来到他面前，不是千恩万谢，而是拳打脚踢。原来，淘气的男孩因为游野泳才落水，他怕回家挨打，就撒谎说是刘学军把他推下水的。刘学军当时百口莫辩，“流血又流泪”，幸亏后来一个在场的老大爷以及被救的女孩出面作证，事情才算了结。

　　刘学军回到家后，感到一肚子委屈。他化解委屈的方式是，跑到书店买了一张雷锋像。

　　将近30年后，他再次遇到这种“憋屈事”。2001年8月下旬的一个雨天，他推着摩托车经过满是积水的学院桥，看见一名老人被车刮蹭后昏倒在地，赶紧把老人送到医院。不承想，老人的儿子赶到医院后，却一口咬定是刘学军撞的。“你给我爸交了1万元押金，人还不走，你说你没撞，谁相信？”

　　又一次百口莫辩。无奈之下，刘学军总共为老人付了6万元的医药费。事后，很多朋友“批评”他：“这就是你管闲事的后果，以后少管！”

　　“这不公平啊！”困惑过后，他又开始自我安慰，“6万元，就当给自己父亲看病了。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面对委屈，他的态度是：“如果每个人都变得冷漠，社会哪还有爱？”

　　果不其然。2007年的一天，刘学军几乎忘掉了6万元的事，那名被救老人的儿子突然登门，捶胸顿足地表达歉意，并归还了刘学军6万元。原来，一次机缘巧合中，他搞清了当年的真相，知道自己冤枉了好人。

　　而在刘学军清河勇救落水童的38年后，2010年12月，当年的落水男孩马国庆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当着无数观众的面，郑重地向刘学军鞠躬道歉，表达自己的悔意。

　　当年那个撒谎的淘气男孩，如今在左邻右舍眼中，也是个难得的好人——在“东来顺”上班时，救过马路边摔倒的老人；当出租车司机时，救过几条人命。

　　对马国庆来说，刘学军就像一个磁场，给了自己“里程碑式”的影响。马国庆告诉记者，自己这些年做出了一点成绩，离不开刘学军的影响。

　　刘学军的幸福观——“做好人踏实，做好事舒服”

　　病退23年来，刘学军常常早晨5点多就起床，骑上摩托车，挎着公文包出去“上班”。公文包里，有外伤急救包、速效救心丸、血压计，还有供低血糖患者急用的巧克力，以及为外地人指路的北京地图。他常到医院、河边、公交车站附近转悠，看到需要帮助的人，马上伸出援手。

　　为了找到更多帮助对象，他甚至专门为自己印制了名片，上面写着“有困难您找我”、“勿以善小而不为”，并留下手机号码。虽然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接过名片随手就会扔掉，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发名片。23年来，他发出了3个版本、上万张名片。

　　一到冬季，他就经常自制风斗，免费发给租住在城乡结合部平房中的打工者，尽量避免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一到下雨天，他的公文包中总会装上十几把雨伞，到大街上发给老人、小孩或孕妇。

　　他自愿给社区里75岁的空巢老人赵世新大爷“当儿子”，过冬时他给赵大爷买好四五十棵大白菜，时不时给老人送他爱喝的无糖可乐，还给老人买了件羽绒服；街坊中有一户两代人都瘫痪在床的困难家庭，他经常上门嘘寒问暖，物质上接济，精神上鼓励，家里有事几乎随叫随到。

　　18岁以来，他几乎年年义务献血。50岁以前，他一年献两次，每次200ml；50岁后，医生只准他每年献200ml。

　　他的同学侯丽说：“学军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把他做的每件好事都写出来，非得写一本厚书不可。”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尤其是不顾自己的安危，时时处处做好事。

　　有很多人不解地问刘学军：“你做好事的动力到底来自哪里？”

　　他认真地回答说：“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帮了别人，看到别人好、别人笑，我就觉得特别快乐！”

　　他的回答没能打消别人的疑惑：“你退休在家，就不能好好享几天清福？”

　　他笑笑说：“和在家享受相比，做好事的乐趣要大得多。”

　　刘学军告诉记者，爱心能传递，爱心能放大。在他送出的爱心雨伞上，留有自己的手机号码，上面还写着：“爱心伞给您温暖，用完后，请您放在一个地方，给我打电话，我会自己去取。”有好几次，他都收回10把、20把雨伞。甚至有一次，一位他帮助过的孕妇的丈夫给他送来了100把雨伞，还有一封感谢信。

　　爱心能传递，好人有好报。刘学军一个人带着女儿过了20多年后，2006年春节，他曾经资助过的北京大学一个贫困女研究生告诉他，她想嫁给他。

　　“对我来说，找个‘对路’的人不容易，而且人家比我年轻了20岁，我当然不能答应。”但对方依然很执著。

　　为吓退对方，老刘向她提出结婚的条件：“不能干涉我做好事。”而且提前立下遗嘱：“死后，眼角膜捐给双目失明的人，心、肝、肺捐给需要的人，剩下的零零碎碎火化，骨灰埋树下，当肥料。”

　　对方听完，热泪盈眶，连连点头答应。当年，两人走进婚姻殿堂，几年来，妻子践守诺言，成为这位“京城好人”最得力的助手和伴侣。老刘的朋友对此评价说，“好人终归会有好报”。

　　现在，一到过年，老刘都要接待数百来访者——他救过、帮过、资助过的人，不能来的人也都纷纷打电话来拜年；他一年至少要过三四十次生日，有人是记错了他的生日，有人干脆就是借过生日，表达对他的感谢。

　　这时的老刘，是幸福的。

　　对刘学军来说，做好事已成为一种习惯。如果别人还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做好事的“乐趣”，他就会给对方讲雷锋的故事。5岁那年，他拿自己攒的1毛5分钱，买了第一张雷锋像。以后，家搬到哪，雷锋像就挂到哪，甚至在他参军期间，都一直把雷锋像带在身边。

　　“我的偶像是雷锋，我认为自己就是雷锋的传人，雷锋精神不就要求一辈子做好事吗？”刘学军说。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努力的方向。“我觉得，做个好人就是幸福。因为，做好人踏实，做好事舒服。”刘学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