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是九九重阳节。1989年以后，中国把这个秋高气爽、登高望远的一天，定为老人节。可是，重阳临近，却看到有关老人救助的困扰话题，越来越多。这些话题其实很早开始，并且催生了卫生部《老年人跌倒干预指南》等一系列技术指南。它引发更多议论，有人认为，本来引发关注的就不是技术问题。我感觉，许多不同层面的问题纠葛在一起，乱麻一团。
1 教育：立即补上急救课
未来的社会健康，就在今天的孩子身上。美国坚持对一个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一步步地培育，就形成今天社会急救的普及。
谈救助技术，也要问技术怎么得到。伤害救助，确实只靠道德是不够的，还需要最起码的救助技术。救助不恰当和救助不及时，同样危险而致命。例如美国的跌倒救护，专业人员来，只要判断有一点点颈椎受伤的可能，就会先固定颈部，以防可能的截瘫。假如没有救助技术，很可能动比不动更糟，这是医生都知道、也应该普及到每个人的常识。
很多国家的教育法律规定，成年前必须掌握基本急救知识，美国也不例外。美国幼儿教育的三分之一是儿童对危险的认知和规避：不要轻易成为他人的急救对象；小学就进入对他人急救的教育，除简单包扎，还有专家作出细节指导，例如，如何在求救电话中说明所有必要信息；到中学阶段，已经正式学习外伤急救、心肺复苏和心脏除颤等。
急救是一门必修课，必须考试，合格可以拿到急救资格证书。在这样普遍教育的基础上，出事就不怕遇不到有资格的人。相反，没有资格证书的人做某些需要技术的急救，在美国是违法的。
技术教育也同时兼顾了道德，它并非简单的技术指导，它有大量操练，就是把“冲上去救助”训练成人的本能。遇到紧急情况，受过训的人不但不会怕、不会手足无措，还会像医生护士一样，把上前判断情况和做出处理，认定为自己的本分。
在一些中国的救助案例中，大家感慨：老人倒下，很多人怎么只围观而不施援手，反倒会有外国人上前施救。
其实，它反映的是双方教育的本质差别。中国几十年没有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以人为本教育。没有首先顾及青少年自我保护、顾及未来在社会上的个人生存能力和心理健康、顾及他们个人如何与社会接轨，如何得到自助和相互救助能力？
未来的社会健康，就在今天的孩子身上。美国坚持对一个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一步步地培育，就形成今天社会急救的普及。所以，卫生部出台急救指南，固然是好事。可是，救助行为涉及类似医生护士的操作，需要长期反复的专业实战训练，阅读是远远不够。
中国现在已经形成急救空白，不仅对学校教育应该有相关立法，亡羊补牢，社会也应该立即建立成人救助训练机构，作为对当下社会空缺的填补。
2 保障：个案后的制度安排
个人伤害、急救，看上去是一些简单个案，其实牵涉背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避免“没钱治伤”引出诬陷他人的下下策。
除了教育制度安排，还有社会救助网络的布局。路人急救毕竟是临时处理，关键还是尽早招来专业救护和送医。美国无论城乡，基本都在专业救护网络之中，打救助电话叫来救护车的速度很快。不过，这种布局也是逐渐铺开的。
我家在农区，一切都慢一拍，刚搬来时不熟悉，以为全美急救电话早已布局完成，遇到家人需要急救，打过去才发现911急救电话还没延伸到我家，所幸一定距离内都有救护车站。直到几年后，急救网络才延伸过来。
美国在专业急救点没有延伸到的农村，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如警察、消防等，都经训练兼职急救和协助送医。在中国，救助网点的布置，其实也可以通过立法迅速推行。
另一个社会救助的构架，是法律对公共场所的各种安全规范，尽可能把意外事故降到最低。很多老人受伤来自公共场所建筑、道路等的不安全。有了法律，受伤害者也有了起诉责任者的依据。
几年前，美国新泽西州就有一起对华人的伤害赔偿。
事故发生在2006年新泽西州的蒙哥马利市，从华东理工大学退休的沈先生，在来美探亲期间，经常搭乘属市政府运送老年人的公车。有一次，下车时因残障升降机损坏，一名93岁坐轮椅的老人无法顺利下车。升降机已经坏了一段时间，期间都是由同车老人自发协助轮椅上下车，那天，71岁的沈教授也和同车老人一起上前协助，而驾驶员却坐在驾驶座上没动。
不料，在过程中，沈先生跌倒在水泥地上，颈椎两处骨折，造成高位截瘫，三个月后选择了回国。2008年，他虽是居住在中国的中国公民，仍委托美国律师向法院起诉了蒙哥马利市的市政府：老人专车没有配备适当设备协助残障者，坏设备拖延修理，没有配备受过专门训练的驾驶员，驾驶员没有尽职协助，市政府忽略公共安全，违反了美国《残障者法案》。
按美国法律，市政府看到自己显然要败诉，就达成庭外和解，同意向沈先生支付360万美元的赔偿，由政府投伤害保险的两个保险公司共同承担。美国的安全规范覆盖一切公共场所，政府和商家皆在其内。对公共场所广泛的伤害保险，也使得万一发生事故时，赔偿有保障。
由此可以看到，个人伤害、急救，看上去是一些简单个案，其实牵涉背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著名的南京“徐寿兰诉彭宇案”，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66岁的徐寿兰是在医院看到将要支付庞大医疗费用，才转而指称彭宇是撞她的肇事者。
假设这是事实，这也涉及了背后的老人的医疗保险问题。美国曾是出了名的非全民医疗保险国家，也就是容许一些人选择不购买医疗保险。现在的全民保险也还在争议和司法挑战中。但是，即便没有全民医保时，美国的老人和低收入人群，也一直都在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庇护下。
同时，任何急诊急救都不能因病人无法支付而不救。先把“徐寿兰诉彭宇案”这类案例的法律道德问题放在一边，看政府对老人的医疗支持是否尽到责任，看我们有没有“急症没钱也必须先救”的法律，看这样的法律是否事实执行，也可以避免“没钱治伤”引出诬陷他人的下下策。
3 法律：伤害赔偿是双刃剑
在美国，在意外事故发生的三十天内，律师不得给受害者寄信兜售法律服务，也就是禁止所谓的“追逐救护车”。
今年8月，合肥一名妇女刘士胜好心用电动三轮车搭载76岁的邻居回家，结果翻车造成老人死亡。新华网的报道，强调了刘士胜主动向死者家属送钱，家属不收钱还表示原谅她的无心之过，重点落到良心。
从双方互动看，固然是重人情的正面例子。但是，就普遍意义来说，还是蕴含了交通法规不严的问题：电动三轮车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载人？是否必须戴头盔？假如有法可依、严格执法，不仅这个老人，许多人都不必支付无谓的生命代价。就这个例子，假如老人重伤，需大量后续照料和费用，远远超出死者家属和肇事者能够承受的限度，那么，现实很可能逼得双方不再维持人情故事，而是诉诸法律解决。
美国在1930年就有过一个著名的搭乘伤害案件，被告皮特驾汽车失控撞向护栏，造成后座的科恩终身伤残，科恩因此诉皮特驾驶不当，求偿。此案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原告败诉的原因，是确认汽车失控前被告突然发病昏迷。假如是不当驾驶，被告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假如有法规，违章载人导致伤害和死亡，肇事者受法律制裁和赔偿，都是正常的。
当种种制度安排健全时，伤害可能锐减，急救发生的困扰也会锐减。但是，法律和制度是否能解决一切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显然不是的。困扰依然会有。一个社会中人，他的行为其实都在法律和道德律的管辖之下，法律再面面俱到，也无法管到大部分道德领域。在美国，也有失去道德底线的人，钻法律漏洞获利、或利用法律伤害他人。
美国的伤害赔偿、民事诉讼的历史长，自然会出现很多这方面的问题。199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做出一项裁决，各州政府可以立法，对律师以拉生意骚扰伤害者及家属的过度恶劣行为加以限制。在意外事故发生的三十天内，律师不得给受害者寄信兜售法律服务，也就是禁止所谓的“追逐救护车”，以保护哀伤民众。
当时公布了佛罗里达州的一项研究，仅这一个州，专职经办伤害的律师们，每年就发出70万封向顾客拉生意的信件。当时电邮不普及，还是通过邮局邮寄，其中40%是寄给意外事故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也就是说，伤害赔偿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在保护受害者的利益，也因为律师的利益驱动，在拼命推动索偿诉讼。
4 道德：对诬陷者反诉欺诈罪
中国重新开始民事求偿的时间非常短，预计未来面临的过度求偿、欺诈求偿会更多。
再回到“徐寿兰诉彭宇案”，老人跌倒反诉救助者求偿，假如不是真的错认，实质已是个诬陷欺诈案。有些情况即使被揭穿，也可以说是认错人，但，有些情况明显不可能错认。例如，自己摔倒不可能错认是汽车撞的。这种情况若发生在美国，很可能诬告者会被反诉欺诈罪。反诉的可能，也会减少一定数量的诬陷。
我记得一个最离谱的案子：两个小女孩给邻居送小饼干，为了带来惊喜，她们把饼干小盒放在门口，按了门铃就跑开了。结果，邻居老太太说，说自己打开门没见人，因惊吓引发心脏不适，诉讼两个女孩的家长要求巨额赔偿。虽然最后她没胜诉，但估计这两个小女孩好心遭恶报受到的心理损伤，一定会伴随一生了。
美国人如何看待这样的事？绝大多数人会理解，在一个社会里，恶性事件必然会占一定比例；三亿人口，必有一定比例的人不诚实甚至有恶意，一般来说，并不影响自己的行为。但是，假如某类负面事情发生多了，必然会影响民众行为。
我自己习惯让人搭车，这在以前的美国非常普遍，后来看到搭车人的犯罪新闻，虽然还是做，可确实会多一层防范和犹豫，同时也注意到，美国理所当然让人搭车的好风气已经被改变。各国都在现代社会人性恶膨胀的各种弊端中挣扎，收效甚微，但是，坚持稳定健康的家庭和学校正规教育，永远是努力的最重要环节。
中国重新开始民事求偿的时间短，在逐渐发展成熟后，它的正面和负面效应都会成长，预计未来面临的过度求偿、欺诈求偿会更多。这是法律和道德律的交汇点，对人性的两面要有充分估计。
之所以更多谈包括教育在内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牵涉普遍的社会问题，如果社会普遍缺乏个人道德，也还是要追到政府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
一条适当法律，可以避免大量伤害、解决普遍的问题。假如不着手培养弥补制度缺陷的大道德，而仅仅着眼于个人道德，那就还是在舍本逐末。
□林达(著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