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略略高于低保线的穷人“骗低保”，和一个开豪车、住豪宅的人“骗低保”，造成的危害是否一样，是否统一追究刑责，还需要细化相关政策。

　　据报道，北京市民政部门出台规定，明确了对骗取社会救助者的惩罚措施：瞒报、虚报家庭财产收入者，将被列入诚信体系“黑名单”，且6个月内不得申请该项救助，构成犯罪的还将追究刑责。

　　最低生活保障，是一种有限的公共资源，有人偷奸耍滑多占了，必然会损害潜在应受社会救助者的权益。之前，有过不少“骗低保”的新闻：开宝马车的，坐拥几套房的，居然还在全家吃低保。骗取低保不仅是非法占用财政资源，更严重破坏社会公平。

　　在北京新规之前，河南、陕西等多个省市民政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罚则：骗取低保，先追回款物后处若干倍的罚金。但明确提出追究刑责的，还不多见。

　　本来，虚构生活困难，掩饰真实收入，以达到非法占有低保金的目的，已经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依北京市的规定，涉案3000元以上就应由公安机关立案追究。那么，为什么全国罕有骗保者被定罪的呢？

　　从法理来说，刑法具有“谦抑性”，不是所有违法活动，都应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刑法保护的是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只有当一种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时，才需要将之列为犯罪。所以，刑法学理认为，“欺诈”行为“超出社会容忍范围”时，才构成诈骗犯罪，比如一般的虚假广告，构成行政违法，但危害严重的街头骗局，就构成刑事犯罪了。

　　但是，社会对“欺诈”的“容忍”标准，是与社会文明、法治水平、征信制度相适应的。社保制度规范严谨，就没人敢以身试法；相反，如果低保制度惩戒乏力，违规骗保者众，就会形成“破窗效应”，引发社会成员的侥幸心理，最后“法不责众”。从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香港为何骗取社保、福利，动辄就会入罪。

　　要切实打击骗保行为，首先应全面规范低保政策：细化低保户的财产标准，严格审核手段。这也正是北京民政局颁布的这两个认定、核对低保户新规的意义所在。这次新规细化了认定标准，不只查家庭的工资收入，还要通过部门联动调查申请家庭的存款、股票收入，以及继承遗产、住房公积金等，严禁高消费。此外，严格处罚，瞒报虚报者将6个月内不得申请，并列入黑名单。

　　在严格上述社会救助制度的基础上，全社会应能形成集体守法的预期，形成对骗保者“零容忍”的共识；此时，如果再有人敢造假，规避这些严格规定，那就说明其主观恶意之深，当然应作为犯罪处置。

　　当然，同样是骗低保，即使非法获取的救助金额一致，一个略略高于低保线的穷人“瞒报”，和一个开豪车、住豪宅的人“瞒报”，造成的危害是否一样，是否统一追究刑责，还需要细化相关政策。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也应积极探索，抓住典型恶性骗保案件，严格执法，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