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需于民”也是一种执政自觉

    在创建城市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不少地方政府“问计于民”，因为市民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地方政府广泛采纳市民的建言献策，彰显了“执政为民”的自觉意识。与“问计于民”一样，“问需于民”也是体现了地方政府的一种执政自觉。 

　　厦门市近来为“问需于民”提供了一个示范—— 

　　该市正在着手建设一个适合城市规模，既环保节能，又有利于健康生活的步道系统——总长为848公里的绿色网络，使厦门人的绿色生活连接闽南金三角，成为厦门、漳州、泉州三座城市居民共享的休闲之所。为此，厦门市政府强调：这一公共设施一定要从细节入手，从市民需求着眼，不论是步行道的地砖选择、排水系统设置，还是沿道绿化、观景点布局，都得“问需于民”，因需而建。 

　　倘要说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促使我国最大的变化，一是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二是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后者的变化不止于东西部地区的大中城市，就连西部不少城市也是今非昔比，“旧貌换新颜”。林立的高楼大厦，宽敞的通衢大道，繁华的街市商肆，城市的这一巨变当然是昭示了人们物质生活的实质性提升。但是，这种光亮也投下了某些阴影，且不说某些地区城市建设的同质化倾向严重，缺少个性化，单说城市的人性化问题也是颇为突出。不是吗？广场越修越大，却找不到图书馆、博物馆的身影；马路越建越宽，却不留自行车道的空间；楼宇越造越高，却无暇顾及高楼背后的危房；景观越来越美，却解决不了水质、空气的污染问题。无怪乎，有市民发出浩叹：“城市变了，生活难了！”毋庸讳言，我国一些地区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并没有满足市民的需求，或言之，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与市民的需求尚存有一定的落差。 

　　每到一个城市，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一句甚为响亮的标语口号：“城市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说得在理，但从实然的角度检视，某些地区与其说是“建设靠大家”，还不如说是“首长说了算”。城市的公共设施如何规划？该建在哪里？该具备哪些功能？市民少有发言权，政府部门也没有征询市民需求的民主路径，全由某些位高权重者“一言九鼎”、“一锤定音”。近闻吉林省吉林市花了3亿元造了一个豪华的客运站，因地理位置较偏远，两年多来，除少量的外地客车在运营外，本市的客车和市民都“敬而远之”，市政府只得宣布：将择地再花10亿元在市中心另造一个客运站。没有“问需于民”，光凭长官意志行事，3亿元打了水漂！ 

　　韦伯在论述城市现代化时说：“城市的主体是市民”。推而论之，市民的需求理应是城市规划的底谱、城市建设的底色、城市发展的底蕴。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建设伦理中引进了西方“宜居”两字。一个城市倘要真正兑现“宜居”，就得征询市民的意见，满足市民的需求，地方政府作为“公民权利的代理者”（休谟语），就得“问需于民”，因需而建，变“我想建什么就建什么，我想怎么建就怎么建”为“市民需要建什么我就建什么，市民希望怎么建我就怎么建”。如是，“宜居”城市离咱也就不远了。(沈栖)